常外污染事件背后的中产家庭：纠结于转学与留守
常外污染事件背后的中产家庭：
转学与留守 纠结在天平两端
常州，位于江苏最发达的“苏锡常”地区；常州市外国语中学，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初中，汇集了全市最优秀的学生，多来自中产家庭。
去年12月，常外的部分孩子身体出现红疹、甲状腺肿大等异常，家长怀疑与学校北面有一块正在开挖的“毒地”有关，要求学校过渡、搬迁，最终经央视曝光，成为全国事件。
从去年到现在，家长们的抗争已长达5个月—但他们发现，状况并没有什么改变。
4月25日，张漾琴从医生手里接过体检报告——甲状腺结节。一瞬间她有些眩晕，手抖得握不住那张薄纸。
女儿刘青青最近背上起了红疹子，密密麻麻一大片。
张漾琴想问问女儿的诊断结果是不是和那块毒地有关，医生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飘过来：“不用查了，这里查不到你想查的东西。”
也是在当天深夜，常州市政府发布了《常州外国语学校事件有关情况通报》。通报中说，在收集到的909份常外学生体检资料中，甲状腺结节247人；浅表淋巴结肿大35人。
家长们则提供了另一版本的数据，在他们自发收集的683份学生体检资料中，甲状腺结节315人；淋巴肿大或结节272人。
常州外国语学校学生绘制的关于“毒地事件”的漫画。家长供图
被打破的“体面生活”
身价加了无数的“0”，却没想到最关键的“1”出了问题
常州市新北区，一个正在开发中的新城区。
和其他发达城市的新区一样，这里拥有笔直宽阔的马路、密集分布的广场和鳞次栉比的高楼。常州外国语学校不远处，月星环球港竖起了一座摩天轮。
根据常州官方数据，2015年，常州市全年生产总值5273.2亿元，人均GDP达到11.2万元人民币，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已达到富裕水平。
同年，常州市还获得国家住建部评选的中国人居环境奖综合奖，全国只有三座城市获奖，分别是江苏常州市、宿迁市和河南济源市。
45岁的杨群在常州拥有至少三处房产、三台车。他来自江阴市，扎根常州几十年，目前是常州通讯供应商的合作伙伴。从未想过离开。
“如果说杨群是百里挑一，那他的儿子杨力就是千里挑一。”一位与杨家相熟的家长说，14岁的杨力一直保持年级前20名的好成绩。
去年，杨力考入常州外国语中学。常外每年分批次招生，第一批480人，优中选优，杨力是第一批入选。
周菲菲也是第一批被录取，并进入教改班。一个年级有两个教改班，进入教改班，就等于直接保送常州市最好的高中——常州高级中学。
周菲菲说，小学六年，常外就是她的信仰。不仅是因为高升学率——在2015年中考中，常外学生独揽了总分裸分前11名。更多是因为常外推行的西方式教育，“男生担当挺拔，女生独立优雅”。
周菲菲的父亲周常光对常外的教育特别满意，女儿在常外不只是学习课本知识，她还在课堂里读诗、讨论文学，甚至钻研如何在一分钟内拼好三阶魔方。“现在的初中生，去问他们快不快乐，是一件很残忍的事，但常外给了我女儿一个快乐的青春期。”
杨群和周常光，是常州典型的中产阶层。出生在城市，受过高等教育，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有车、有房，有不被打扰的自由。
“毒地”事件，打破了他们的体面生活。
4月18日凌晨2点，杨群睡不着，开着车在常州高架上徘徊，扭头看向黑黢黢的窗外，叹了一口气。他说自己奋斗半生，身价加了无数的“0”，却没想到最关键的“1”出了问题。
难以名状的异味
“害怕，真是害怕，淋巴和甲状腺是表面看不到的，你都不知道会有多严重”
问题出在学校对面那一块面积约26.2公顷的闲置平地。
这块平地简称常隆地块，不足百米处，便是常外新校区北门。2015年9月，常外新校区正式投入使用。此时，常隆地块正进行土壤修复。
去年12月上旬，常州盛行风向为北风，异味从平地往南，送入新建好的常外教学楼。
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味道。
有人说像臭香蕉，是水果长期放置之后的酸腐味；也有人说像是杀虫剂靠近鼻子猛喷的味道，苦涩、灼人。
在化工行业发达的常州，异味其实正常。但出现在学校周围，家长们不得不紧张。
味道飘出的第一天，就有家长拨打12369环保举报热线。
他们很快查出，异味来自对面的工地。这块地原是三所化工厂的旧址，目前在进行土地修复。规模最大的常隆化工，在此办厂52年。
“52年，什么概念？！”张郡姝对着记者叫了起来，她是常州市某化工行业研究院的研究员。
十几年前，杨群是常州水泥厂的职员，与常隆化工有过业务往来。他想起，当时自己曾亲眼看到常隆化工购买水泥，在地下修建空间，用来埋制作农药剩下的高浓度废液。
几乎与异味同时产生的，是孩子们的身体问题，最开始是红疹、头皮屑、长痘。当月中旬后，常外的家长们相继发现出现皮炎、湿疹、支气管炎、血液指标异常、白细胞减少等的学生不断增加。
12月底，家长们组织起来，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拿回来的数据一比对，发现症状主要集中在淋巴和甲状腺。
作为家长代表，周常光统计了班上37个学生的体检报告，其中25份异常，除了一个重金属异常外，另外24份全是甲状腺和淋巴的问题。想起刚拿到病例时的心情，他至今额头冒汗。“害怕，真是害怕，淋巴和甲状腺是表面看不到的，你都不知道会有多严重。”
“转折点”
学生们的寒假作业，是使用顺丰快递送到家的
家长们不觉得事情是不可解决的。开始有计划地联系政府、写联名信，表达学校搬迁过渡的愿望。
最初，他们认为这种利益诉求是合理正当的，“为小区的事情都可以去市政府反映，咱们孩子的事情不比这个简单？”
张郡姝说，她一直对政府有一种天然的依赖，“政府不会不管吧？”
回忆起事发至今的漫长五月，每一个家长都会提起1月15号。
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一个“转折点”。
此前，政府承诺，会在这天在学校举行听证会。政府提出“毒地”修复方案，如果家长认可，就做；不认可，学校搬迁过渡。
这天，最低气温已经到零下。家长代表在校内，上千名普通家长在校外，从下午三点等到凌晨四点。
但他们发现，会议并没有讨论环节，而是直接公布了修复方案。这让家长们搬迁的愿望落空。
夜已深，气温太低，呼吸冒着白气，但家长跺着脚取暖也不愿散去。
从那天起，魏枫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热血派”。
像典型的中产阶层那样，她的人生一路顺遂。
从“毒地”事件发生起，她开始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为了孩子的健康走上一条维权之路。任何一次联名信、听证会，她从没缺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