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捐献器官，可歌更可泣

　　年仅11岁的深圳小学生梁耀艺身患脑瘤，临走前他决定捐出肾脏和肝脏。6月6日，他捐出的器官在8小时内挽救了更多的生命。当医生将小耀艺的遗体推出手术室后，向小耀艺和他的母亲鞠了三次躬，有网友说“这条新闻看得人泪流满面，让我们一起为这个小学生鞠个躬。”

　　如此善举、义举，不能不让人动容、感佩，这诠释着生命至高的价值与意义，让人们领悟到“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的真谛和本质。但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必须要正视一个基本的事实，梁耀艺毕竟只有11岁，他还属于未成年人。按照法律，11岁的孩子，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擅自交易“贵重物品”乃至处分重要权利时，是受到限制的，这对孩子本身是一种倾向性的保护。

　　如果视野再放远一点，就未成年人捐献器官而言，许多国家并不提倡，但也不绝对禁止。而我国现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第八条规定“捐献人体器官的公民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这里显然是把未成年人排除在器官捐献之外，但紧接着又规定“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的意愿。”让不少人又感觉多多少少也赋予了未成年人捐献的权利，不过，对比第九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摘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用于移植。”又让人有些不知所以然之惑。

　　要说明的是，2009年《卫生部关于规范活体器官移植的若干规定》又从文本上重申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前述条款，但可以隐约发现，无论是立法上，还是从公众的理解上，国内对于未成年人捐献器官，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或者说还存在模糊地带。这本身滋生着潜在的法律风险。

　　近年，我们见过未成年人捐献器官，年龄小到2岁、甚至1岁的报道。只因成人器官捐献不足的惨淡现实，迫使器官移植默认了“来者不拒”，今年全国两会上，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就隐晦承认此前“依赖死囚器官”，“中国的器官移植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但事实上，目前国内器官移植存在巨大的缺口，“每150个等待者仅1人获救”。公民自愿捐献，正面临着万事开头难的窘境。

　　如此语境下，与其说，我们感动于梁耀艺同学的义举，不如说更需要他的器官。这“需要”的背后，是法律的“不明不白”，是公民自愿捐献的止步不前，于是，我们有意无意屡屡把孩子推到了器官捐献“生力军”的尴尬前沿。除了每每感动一次之外，却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局面的行动，其实，这个世界不缺少感动，缺的是哪怕前进一寸的挪动。退一步说，如果“公民自愿捐献”持续止步不前，那么，也该从法律上给孩子捐献器官一个确切的说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