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GDP”将大幅降低中国经济成本

        近日，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引起各界极大关注。有关专家认为，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都与法治缺失有关，推进依法治国，将为正在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带来新红利，也将大幅降低中国经济的成本。日前，就中国经济立法中存在的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博士后赵国鸿。

　　经济立法亟须补“漏”

　　问：法治在构建现代化国家经济治理体系中起着关键、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目前在一些重要经济领域，还存在着立法空白，亟须补“漏”。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答：立法空白首先表现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领域，在这些领域，主要依赖的是党的文件、国务院和各相关部委颁布的法规，缺乏更高层级法律的保障，比如《 宏观调控法 》、《 产业政策法 》等。

　　其次，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缺乏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充分保障的法律。例如，《 清洁空气法 》缺位，需要实现《 大气污染防治法 》向《清洁空气法》的过渡。

　　第三，在所有制领域，我国国有企业作用和影响巨大，但至今没有《 国有资产管理法 》、《 国有企业法 》。

　　第四，在技术进步和信息化方面，目前法律制度未能充分激励、保护和规范技术进步和信息化，使其作用未能有效发挥，例如在电子商务、信息安全等方面，法制建设明显滞后于实践。

　　第五，在收入分配制度领域，亟待健全收入分配调控法律法规。财税法律制度对个人收入调节不足，不利于收入差距的减少；税收制度的不合理，加剧了国民收入向政府部门的集中；对地方主体税种和税收管理权限方面的监管不力，间接激发了地方政府用不规范方式获取财政收入。

　　过时法规应该清理

　　问：新的法律亟须建立，旧的法律也需要及时修改或清理，请问，目前存在哪些内容过时的法规？

　　答：在环境资源方面，《 资源税暂行条例 》制定于1993年，2011年做了修订。《 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 》制定于1994年，1997年做了修订。尽管做了局部完善，但这两部法规仍然落后于实践，有待更全面修订和升格。

　　在外贸方面，由于路径依赖、部门利益等原因，出口导向的法律、制度、政策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必须尽快完善外贸法律法规；在城市化和城乡、工农协调发展方面，目前法制建设严重滞后于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大量发生的农民工群体事件、拆迁纠纷、征地纠纷、小产权房等都与此相关。

　　户籍管理法律制度与现实发展严重不适应，影响了城市化进程和“三农”问题的解决；《 土地管理法 》在1986年颁布，1988年、1998年、2004年先后修订，仍没有解决在土地使用方面的两个主要问题，必须抓紧完善；《 国务院组织法 》是1982年制定的，距今已近30年，内容过简，有些条款也滞后于实践，导致 中央政府组织机构 设计不能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更有效服务。

　　还有一些法律制度层次和效力过低，有必要提升。例如，通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然而至今只有电信条例，没有通信法。在资源环保方面，2009年国土资源部制定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 》。但是这一规定层级太低，效力不足，不足以遏制开采矿山造成的环境污染、环境与资源破坏和 矿山地质灾害 ，有必要制定《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法 》。

　　依法办事释放经济新红利

　　问：今后如何通过法制建设释放经济新红利？

　　答：在我国，司法独立不是指独立于立法权，而是指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现实中由于权力本位的长期历史积淀，司法权只是行政权推行其意志或者政策的工具，至今没有摆脱行政权附庸的现实，这有违国家基本权力结构的设计初衷，不利于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 法制环境 。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的法律制度，只有经过实施，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目前法律在实施、监督中，一是要在技术上增强立法的精细度和可操作性。二是要解决现行经济法律、法规之间不协调、不衔接的现象。三是提高执法人员素质，规范执法人员行为。四是消除行政性垄断，杜绝行政干预司法和政企不分的现象，优化资源配置。五是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和官僚主义，解决一些部门执法不公，行政复议作用不彰的问题。六是健全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