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家庭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已经发布了一段时间，但是这本涉及3万多个家庭、近10万个调查对象、近18.5万登记人口的调查报告，赋予人们的思考空间却越来越大。《报告》不仅对城乡居民家庭在经济情况、公共服务状态等方面进行了对比，还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已成为常规家庭模式的流动留守家庭进行了单独分析。根据《报告》中的数据，就全国平均水平来讲，城与乡之间，有着亟待填平的沟壑。

　　《报告》中有几个数字让人印象深刻：收入最多的20%的家庭和收入最少的20%的家庭相差19倍左右；城镇家庭收入是农村家庭年收入的1.8倍，城镇家庭年均消费总额是农村年均消费总额的1.5倍；农村老年人医疗费用负担高于城镇老年人，农村面临着更多的空巢老人问题……其实，现在出版的很多研究报告把城与乡分别进行探讨对比，本身就说明了二元结构下，两者巨大的发展差异。

　　这些数据，是我国近几十年的发展结果。关于为什么城镇和乡村的差距这么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曾将其5年的城乡实地调研，多年的农村问题研究经验凝缩成一本《城乡中国》，并作了主题为《读懂城乡中国》的演讲，其中一句话引人深思——“我们从小生活在城市，不理解，我们觉得我们从小有的东西天下人都会有，去了农村才知道，我们与生就有的东西，很多农村人一辈子都不会有。”

　　按照周其仁的说法，之前的发展模式呈现工业化超前，城镇化滞后的局面，他将造成城乡割裂的起点回溯到建国之初：1952年到1957年的“一五”期间，农民可以大量进城，但是城市的大量招工造成了粮食基础不稳定。到了1961年，中央规定，这几年进城的，全部迁回农村种地生产粮食，继而有用户籍制度、粮食制度、农副产品供应制度等给城乡之间加了壁垒，城乡要素流动不畅。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史，则是城乡壁垒逐渐弱化的历史，记者认为，这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要素的自由度越来越高，比如农村劳动力可以自由迁徙，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城市资本有正规化的渠道投向乡村。

　　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这一差距是逐渐收窄的：2015年1到4月份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达到11.5%，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标志着贫富水平的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城乡差距从1999年的10.5个百分点（当期农村为52.6%）缩减到2012年的3.1%（当期农村为39.3%）；从2010年开始，农村人口平均收入增长速度有了明显优势；《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864元，同比增长幅度9.8%，高于当年GDP增幅；农村人口收入多元化，贡献率最大的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率今年也保持在20%以上……

　　差距的缩减与近年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分不开，与从中央层面下延至地方试点的深化改革分不开。连续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再次强调，要努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保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势头；围绕农民切身利益的一系列改革处于全面实施或者试点阶段——要素类的比如农村土地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公共服务类的又如城乡一体化建设、户籍制度改革、县级公立医院改革……

　　根据《农村绿皮书2015》的预测，2015年农民收入仍然能够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并预测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将达到1.1万元左右，城乡收入比有望缩小到2.9：1以内。记者期待，在没有终点的深化改革过程中，城与乡越来越近，不管是城镇家庭，还是农村家庭，都能共享那些“与生俱来”的东西，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特有的流动和留守家庭面临的社会问题，能够在改革的深化中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