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应急“短板”怎么补（法治头条·城市管理中的法治问题③）

　　天津港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深圳滑坡事故，北京两次启动雾霾红色预警……刚刚过去的2015年，多起突发事件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或威胁人们的环境安全，考验着飞速发展的城市，给全社会留下深刻教训。 　　风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特征。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社会就是风险社会，各种风险与城市生活如影随形。有的风险可以防范，但有的风险防不胜防。既然我们不可能杜绝所有风险，就必须提高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 　　科学的预案才能避免打乱仗 　　去年，北京曾两次启动红色预警应对雾霾天气，单双号限行、中小学停课……市民从最初的不适应到更多的理解配合，城市应急管理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红色预警是根据《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启动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制定预案，可以帮助城市管理者有条不紊地应对突发事件。”唐钧说。 　　然而，现实中，很多地方城市应急管理预案形同虚设，比如，去年11月8日，辽宁沈阳出现六级严重污染天气，有关部门发布一级预警，但是一些建筑工地却顶着停工禁令继续施工、环卫工人无防护地在街头作业…… 　　“预案不能成为摆设，应该具有强制力，一旦达到触发它的条件，就要启动，并且要严格按照预案规定的程序和内容实施。只有这样，才能发挥预案应有的作用，提高应急管理的效率，不至于在慌乱中打乱仗，找不着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说。 　　预案在城市应急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一些应急措施却遭受争议。以北京去年启动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来说，一些市民并不理解，有人发问，为什么单双号限行了，污染还这么重？为什么PM2.5指数200时宣布红色预警，指数400时却解除红色预警？为什么红色预警解除了，雾霾反而更重？ 　　“红色预警对广大市民来说，还是新鲜事物，最初有不解是正常的，对政府部门而言，应该及时回应公众关切，以获得更多理解配合。”唐钧说。 　　针对公众的不解，北京市政府通过官方网站及时作出回答。北京市民魏女士说：“之前‘吐槽’挺多，权威部门做了解释，大家也就理解了，摸准大自然的规律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有专家指出，突发事件的发生具有不可预料性，但又有一定规律可循，从既往的经验教训出发，及早制定应对方案，一旦事件发生，可以快速激活城市管理的相关“点位”，使管理者各司其职，让市民支持配合，形成应对突发事件的整体合力。 　　信息及时公开防止舆论的“次生灾害” 　　1月17日，记者从天津滨海新区安监局获悉，目前全区583家危化企业全部纳入排查范围，整改工作已接近尾声。未来，新区将绘制安全风险电子地图，推动安全监管职能向基层下沉。“‘8·12’事故的教训是惨痛的，我们不能忘，也不敢忘。”滨海新区安监局局长单玉厚说。 　　去年8月12日晚，位于滨海新区的天津港发生重大火灾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其中包括数十名消防人员牺牲。事故发生后，天津市积极组织救援，与此同时，针对此次事件的质疑也甚嚣尘上。消防人员伤亡为何如此惨重？事故原因究竟是什么？伤亡人数到底有多少？一时间，舆论井喷，一系列核心问题待解。 　　“刚开始，解疑释惑的权威声音较弱，小道消息满天飞，各种谣言不胫而走。”一位长期研究网络舆情的学者介绍，仅伤亡人数一项，就不下10种传言；而对爆炸物的种类和危害，更是以讹传讹弄得人心惶惶。从当时的舆情看，人们对发布会消息迟缓滞后、发布主体层级较低、提供信息没能解疑释惑等颇有怨言。 　　许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采访的记者表示，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如果政府部门不发声，记者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大程度上只能“道听途说”。这种只言片语的采访，很难形成全面客观可靠的报道。 　　突发事件发生后，首要任务是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受灾群众，信息公开同样重要。“信息公开和救援不仅是同步进行的，而且在促进救援上，信息公开能发挥重要的作用。”王敬波说，汶川大地震时，灾害的惨烈程度通过镜头被世界知晓，在极短的时间内汇聚起强大的救援力量和爱心援助；一些处于通讯孤岛的受困群众，也是借助自媒体平台发布信息，从而及时获得救助；震后次生灾害的预防，以及公众恐惧心理的疏导，离不开新闻媒体的参与。 　　然而，在很多突发事件应对中，地方政府部门没有把舆论工作放在眼里，有的还把记者看成是“捣乱者”“添乱者”。 　　官方声音发不出来，各种谣言就会满天飞。在突发事件应对中，舆情工作不仅不可或缺，而且作用越来越重要。做得好，可以转危为机、化危为安；做得不好，处处都可能成为燃爆的火药桶，造成舆论的“次生灾害”。 　　完善机制、强化队伍，提升应急反应能力 　　早在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时，就有专家学者提醒：必须加强全社会的风险意识。 　　城市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却留下应急管理这块短板。要补齐这一短板，还需要在健全应急体系、完善应急机制、加强队伍建设、提升调度水平、提高快速反应能力等方面发力。 　　2015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指出：“要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落实城市管理主体责任，改革城市管理体制，理顺各部门职责分工，严格安全监管，健全城市应急体系。” 　　近年来，随着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等的出台，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机构，有的还建立了各类专业人才库，聘请有关专家组成专家组，为应急管理提供决策建议，参加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各地各行业开展多种类型的突发事件应急演练，许多学校还开设了安全警示教育课。 　　“尽管如此，现有的应急管理规划和指挥调度水平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应急能力、快速反应能力还比较欠缺，专业的应急队伍建设还相对滞后。这些都制约着城市应急体系的健全。”唐钧说，健全城市应急体系建设，可以从国外的先进做法中寻找借鉴，也可以从已经发生过的重大突发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 　　天津港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后，围绕事故暴露出的源头问题和应急管理短板，许多专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要尊重民意表达，建立沟通协调机制；‘非常危险’的工厂必须迁移别处；安全工作贵在真、重在实；走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化、职业化消防道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后强建议。 　　这些建议，对城市应急来讲，有的是“下游”环节，即危机发生后的快速反应、协同救援、舆论引导与严肃追责。然而，更重要的是在“上游”做好规划和评估，把应急管理放在城市建设中统筹考虑；在“中游”强化监测和管理，防患于未然，把风险降低到最小。 　　城市越发展，城市应急体系建设越重要。“建设城市，必须考虑城市的常态和非常态，只有对可能出现的非常态提前作出制度化应对安排，才能呵护好城市，保护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王敬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