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他这样的导演，让我们对国产片还保留期待
这段时间，因为《山河故人》，贾樟柯再次频频见于各大媒体。
“文艺导演”再次受到了关注。
《山河故人》两天票房已超贾樟柯过去电影国内票房总和。
Sir前段时间也有机会采访这么一位，所以，今天想跟你们说说他。
除去还没上映的新片，因“朝阳区群众”而被无限期押后的上一部，他的作品在内地银幕只公映过两部。
一部豆瓣评分7.5，另一部8.3——甚至被部分人称为2011年最好国产片。
但前者票房可忽略不计，后者也不过六百多万。
说到这，也许有部分毒友已经猜出。
是，Sir想说的是张猛。
这个因为还有一个“电影梦还没实现”，从本山传媒副总岗位离职，却至今未得到市场承认的“小众导演”。
张猛出生于东北辽宁一个文艺家庭。
父亲张惠中是知名喜剧导演，导过小品包括但不限于《昨天，今天，明天》、《钟点工》、《卖拐》。
还有赵本山影视处女作《男妇女主任》。
母亲陈佩云是职业演员，曾在1984年跟赵本山合作《摔三弦》——这也是赵本山成名作。
或许从小受家庭教育影响，张猛高三毕业，就想考北京电影学院，
但当年北影没有在辽宁招生，他只能去父亲母校中央戏剧学院，学舞台美术。
1999年毕业，他被分配到辽宁电视台做舞台美术总监，但他一点都不喜欢。
就是千篇一律，有一个栏目就去倒腾个景，不该你管的，永远都不能去涉及，没劲，没创造性。
他还是想拍电影，干了一年，辞职，去北京电影学院读那种“花钱就能上”的导演进修班。
在北京一年半，他遇到一部“挺牛”的国产片——贾樟柯的《小武》。
当时他和宁浩、朱传明等都是地下电影小组成员。
都被《小武》震了——一下就把我们这些年轻导演带回到那个你特别熟悉的环境。
这种记录时代的粗糙与生猛，在推崇宏大叙事的中国银幕，很罕见。
但牛归牛，新千年左右是中国电影寒冬——连续几年票房总量不到10亿，没人会给新人埋单。
为了练手，张猛只能做枪手，那段时间，写了不少廉价剧本。
在泥潭般的生活中，2002年，他还是拍了一个纪录片《耳朵大有福》，讲一个工人退休第一天的生活。
这时候，离他拍出第一部电影还有5年。
2004年，他回到家乡沈阳，因为在听父亲和赵本山商量春晚小品时插了一嘴，赵本山一听很对味，按他的建议，捣鼓出《功夫》。
之后张猛子承父业，写小品，二人转，职业曾一度是本山传媒副总。
小品与电影不一样，台下观众的反应是即时的。
当时每写一稿，演员都会带着剧本见观众，所以，张猛很清楚，观众会在哪个地方笑。
他开始摸索，研究用什么样的语言能打动观众。
这些小品在市场反映上掌声颇丰，但张猛始终觉得，“写小品是在打工，电影才是真正的自己的东西”。
2006年，在看到曾经同为地下电影小组成员的宁浩拍出《疯狂的石头》后，张猛感到不能再这么耗着了。
他决定辞职。
与绝大多数新导演一样，海外影展是张猛的第一站。
凭借根据纪录片《耳朵大有福》丰满出的剧本，张猛在釜山电影节获优秀剧本奖，拿到85万人民币。
再搭上自己的积蓄和朋友那借的80万，处女作终于开机。
第一次当导演的张猛并不敢对票房有过多的期待，也没考虑做成类型片，完全从个人出发。
在当时的他看来 ：
能拍自己想拍的，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故事的主人公，是东北老工业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策改革下，面临下岗，劝退命运的工人阶级。
吴晓波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一文中曾记载：
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有超过两千万的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
当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是工龄买断的办法……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几万元钱就被扔到了马路上。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甚至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
这是一个被飞速发展的中国抛弃的群体——当然，他们不是第一次被发现。
王兵《铁西区》曾是影响力最大的一部。
《铁西区》极度真实地记录下沈阳一家大型工厂的工人们，在工厂倒闭后，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终日喝酒，打架，对着电视机看歌舞晚会或者毛片。
同年，贾樟柯《24城记》也表现了下岗工人做零工，卖体力维持生计的心酸。
无疑，《耳朵大有福》的王抗美也是这样挣扎求生的小人物。
当了一辈子铁路底层工人，年纪一到，拿着微薄的退休金，离开工厂。
妻子重病住院，家里情况不好，一下子收入锐减的王抗美只能找活干。
他到街上蹬车，因为气管炎，蹬不了几下就上不来气。
去网络公司应聘被骗进传销组织。
这是一个社会变革中的弃婴，王抗美（就连名字都可被当作笑柄）有足够理由哭丧着脸过日子。
但张猛不想卖苦。
在他看来，东北人的处事方式天生乐观，即便苦，也能苦中作乐。
所以，事事不顺心的王抗美路过一个电脑算命的摊子，会忍不住算一卦。
做个形象设计。
虽然被生活折腾得疲惫不堪，还是相信——
愁也一天乐也一天，不乐多冤哪。
因为算命姑娘的一句“耳朵大有福”，甚至掏出大钱（十块）当小费。
这就是典型的东北人。
我在家再难受，我出门也要穿的立立整整的，我也要有个面儿，这就是一个极其阳光的生活状态，我不会把阴霾的一面给你，越苦我越不能说苦。
幽默，成为他们与现实斡旋的最后武器。
这种滑稽的伤感在张猛第二部作品——《钢的琴》中更进一步。
《钢的琴》的灵感来自张猛许多年前，在铁岭给姑姑设计服装店面时，看到的一架破钢琴。
他爸告诉他，那是70年代一帮文艺工作者自己画图纸，整材料做出来的。
后来他又在钢材市场里遇见一群手艺很好，但因为下岗，混吃度日的工人。
两者相结合，就成了《钢的琴》的主角们。
他们从一家倒闭的工厂刚刚出来，除了掌握一门过时的手艺，两手空空。
为了谋生，他们成了小偷，保安，赌徒，杀猪匠——
曾经是“最光荣的工人老大哥”，在不适应中灰头土脸地生活着，到处给人点头哈腰。
但在巨山般的困境面前，他们仍打肿脸充胖子。
喜欢见缝插针地自娱自乐：
连扮演陈桂林的王千源说起这个人物来都憋不住笑：
西方的绅士都穿西装，打领带，他就穿一个特不合身，特别破的西装，戴个破围脖，手上还拿一杯就5毛钱的茉莉花茶，整的还挺像在欣赏歌剧似得。
仔细看，西装下还能看见露马脚的绿毛裤
这就是张猛特别的地方。
在他的逻辑中，泪点与笑点就像硬币的两面。即便现实对老百姓百般嘲弄，但他们总有办法用幽默跨过去。
他们不会像英雄般觉醒，也绝不低头认输，比起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心灵鸡汤，或沉溺于苦闷的常规语境中，这种从困境中磨砺出来的自我开解，无疑更质朴，也更具生活质感。
就像张猛非常欣赏的电影《顽主》。
《顽主》里：他们会笑，但是以悲的方式笑；他们保持清醒，但是以醉的方式。
所以，张猛并不愿意过多谈论他在拍片时遇到的困难。
甚至，物质的艰辛都不算什么。
拍《钢的琴》，剧组的人因为挡了工人回家的路，挨了两次打。工人不理解他们，“也不愿意你去拍，自贱的感觉，就会觉得你拍我们干嘛，我们有什么好拍的。”
张猛无奈，自我安慰，“他们心里的那种失落，可能是我们永远也无法体会的”。
拍《胜利》，电影拿下上海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但因为黄海波事件，电影从去年就拿到龙标，但到现在还是上不了。
张猛也只能自嘲，下部片要避开“朝阳区群众”。
他更爱谈自己电影有感而发的细节。
比如年轻时是愤青，“哥们谁说有什么事儿要出去打架，立马就说，走！”——就像他喜欢的老港片里“盲目的英雄主义”。
这种情结，就变成《钢的琴》中，大门洞开，陈桂林和他们的伙伴，集体呼啸而出的场面。
当然，张猛并不是一个一味死扛的人，就像贾樟柯，王小帅们一样，他也愿意尽最大努力找到自己的观众。
他曾经说过，自己迟早要拍商业电影。
今年12月4号上映的《一切都好》是张猛的第四部电影，是他告别”东北三部曲”首作，也是他至今投资最大的一部作品。
在此之前，张猛签约了大河影业：
因为后者保证了他的创作自由的同时，也分担了商业压力：
除了对我个人的表达自由很支持；从整个市场来讲，不管钱多钱少，它也能给你一个保障，让你在融资容易得多。
从故事与牌面看来，《一切都好》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贺岁片——合家欢喜剧，同时囊括了张国立，姚晨等一线明星。
档期选择也很聪明。
就是在一个大家都想回家的时候，可能会引起一些共鸣，我觉得会跟大家往家赶的情绪有所呼应。
今年以来，持续升温的中国电影市场催生了好几部10亿大片——当中大部分都是喜剧，《煎饼侠》，《港囧》，《夏洛特的烦恼》。
张猛《一切都好》能不能借势而上？
目前电影曝光物料不多，按照《毒舌》不见兔子不撒鹰的风格，Sir不轻易推荐。
但一个细节不得不提。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大闹天宫》制片人王海峰先生曾公开表示对张猛的欣赏：
我一直想找他合作，但他不理我啊。
王海峰说：周润发当时看完《钢的琴》，喜欢的不得了，一直要我约张猛谈合作。可他竟然回答我说，没空，因为他有剧本还要写。这虽然让我有些没面子，但是他对故事的追求，对剧本的打磨，让我倍加佩服。
不知怎么的，Sir听到这句话时，莫名想到了《耳朵大有福》一个画面。
范伟，心无旁骛，一板一眼地干他最爱也最擅长的事——修理自行车。
正是这份认真，让我们对这个下岗工人，除了同情，更多的是敬重。
这是手艺人的尊严。
也是Sir个人期待《一切都好》的最大理由。
作者：黄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