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蛆女去世四个多月 弟弟梦见姐姐嘱托查真相

距离长蛆女王思丽逝世已经过去四个多月了，但笼罩在其家庭的阴霾以及王思丽受伤的真相之谜却始终未散。有人在百度建了个“王思丽”的人物百科，这个年仅22岁的云南姑娘谜一样的身世，留给世人太多的喟叹。

2015年6月13日，福州市铁路中心医院接诊了流浪女王思丽，并从其严重溃烂的脸部清理出200多只蛆虫。随着对王思丽报道的深入，人们开始了解这位自小有着明星梦，渴望从大山深处走出来，并致力于改善家庭生活的云南姑娘。但因其病情严重，在转回云南救治的当天晚上8点45分，王思丽因抢救无效身故。

对于她的家庭来说，这像极了一场悲伤与温暖同在的舞台剧，半个多月便集纳了悲欢离合的所有情感元素，不过，王思丽的父亲王作生说，女儿的遭遇纵然不幸，但她何其幸运地遇上诸多热心人士，而这一点也改变了弟弟王思龙对社会的认知。

回访王作生时，他说如果再让他做一次决定——女儿是否前往福州打工的选择，他也会一如当初，“因为我深知一辈子做农民的滋味，尤其在楚雄的大山深处”。

离去的悲伤

父亲曾用酒麻醉自己，家人变得更加亲密

王思丽在昆明云大医院病逝的第二天，家人便携带其骨灰回到楚雄，亲戚族人20多个小辈前去送她。之后的一个月，家里时常被悲伤笼罩，母亲常回忆起女儿在世时的欢声笑语，父亲王作生也仿佛被重新拉回了过往的时光——女儿逢年过节给长辈们带的礼物，回来时效仿大禹过家门而不入径直去茶叶店落脚问候自己，还有告诉他们的希望，即等她攒够了钱就带他们二老远离大山深处，去城里享清福。

这种思绪有时稠得化不开，亲人族辈便过来安慰，帮忙排愁解闷，王作生自己则用酒精来化解，小酒，微醺，然后渐渐睡去。

一个月后，这种悲伤渐乎消弭，家人似乎再不愿意刻意提及。但那些隐痛藏在每个人的心里。

王思龙自己也注意到，姐姐的离世，除了让悲伤弥漫在这个家庭之外，还有某些改变也在悄然发生。他发现，相较以往，如今只要家人出门在外，来自家里的联系就更为频繁，必须知道各自的音讯才放心，父母亲的关系也变得更为亲密，“这不是相依为命”，王思龙说，是经历了生命的脆弱后产生的珍惜眼前人的行为。

而后进入农忙季节，烤烟到了成熟的季节，一家人开始进入田地收获。对于儿子王思龙来说，回乡的这一个月几乎是度日如年，他亲眼看着姐姐在自己面前咽了气，感觉自己“无能为力”。

真相是什么

弟弟梦见姐姐嘱托查出真相，他们仍未放弃这信念

王思龙说，每次深夜袭来，自己的梦境里就会出现姐姐的身影、姐弟俩一起玩耍的场面，还有姐姐梦里的嘱托——查出致病的真相。

而事实上，在王思丽生命的最后几天，包括逝世之后，她的朋友、同事、还有家人，都远未放弃这种念想。在福州财富品位酒店的微信群里，王思丽的前同事们不时惋惜。他们依然记得那个单纯活泼的姑娘，不少人嚷着一定要揪出真凶。但实际上，他们也十分清楚，自己所能做的非常有限。

曾去铁路医院看过王思丽的小林，在群里与前同事们讨论王的病情，还有她的遭遇以及后续了解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信息。一度，他们决定冒险，通过多位好友申请合作，找回王的密码，进入她的QQ空间，寻求更多蛛丝马迹。

的确，他们也找到了，王在其私人日志里揭露更多关于其男友的信息，以及部分脉络模糊，类似呓语又类似情感表达的内容。

但这些信息都是真实的吗，又是否与其伤病有直接关系？如当初向警方要求立案调查王思丽时所面临的境况一样，他们也要回答，这些内容是不是在王思丽精神状态良好的情况下所书写的？也正因为此，警方并无细细调查此事。

王作生也在回楚雄数日之后，突然找到女儿王思丽于2013年7月30日前落在家里的电话卡，而里面就有其男友的号码，但当记者拨打这个号码时，显示的却是空号。

记者持续的跟踪报道，引起不少读者的关注，一些知情者甚至向记者提供了王思丽曾经的行踪，救助的片刻，流浪的情况以及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与竞争者有过的一些龃龉。他们抱有的希望与王思丽的同事一样，还原事情背后的真相。但毕竟，缺乏刑侦手段的普通人，对真相的企及往往是无力的。

查找的同时，捐助也在默默进行，从王思丽报道开始算起，仅半个月，捐款数额就已超过15万元，其中不乏海外网友的热心捐助。

住院期间，她的云南老乡为父女俩煲了汤，陪她唠嗑，劝她按时服药，离开家上千公里，每一个受了难的陌生老乡，只要进入他们的视野范围，几乎都成了他们的资助对象，这是一个自发的老乡群体。

如果重来一次

父亲仍然鼓励孩子出外奋斗，弟弟对社会有新认知

王作生和儿子王思龙对这种热心看在眼里。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他们经历从欣喜，忐忑，高兴，失落，还有漫长的等待，重生的希望，到最后彻底落空。经历的心理波折，情绪落差之大前所未有。

王作生说，这种经历对于王思龙来说将毕生难忘，这期间，人们对其姐姐的关注和帮扶，对他而言成了一种精神宽慰。王思龙说，在东北工地上班时，他的圈子仅限工地范围和极少数的朋友，所有的信任只在这个小圈子里产生，对圈子以外的社会有天然的排斥感，姐姐的经历让他对这个社会的世道人心有了重新的认知，“隔着那么远，好人就出现在你的身边”。

对他自己而言，姐姐的离世并不能打消他出外奋斗的决心，像王思丽的表哥曾经谈到的那样，楚雄的山，高得令人胆寒，没有一个人不想着离开深山，改变自己的命运。王作生很清楚不这样做，他们的子子辈辈将困居于此，即便让他再做选择，他也会鼓励自己的女儿走出去，“因为我深知做农民的滋味”，那股辛劳和无力是这些后代所无法理解的。

但这一次，王思龙有自己的顾虑，按照楚雄的惯例，每一个女孩只要毕了业，大概就会出嫁，家里的男丁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他也曾想到这一点，但没有这次来得更为迫切，“做事没有以前那么随心所欲了，涉及到家人也想得更多一点”，王作生也知道无形中压在他孩子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他现在反而希望儿子只要脚踏实地，做一个好人，有一份安稳的工作，然后记住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懂得感恩。

王思龙说，送姐姐回家时，地里的烤烟已长到三四十公分，满田的翠绿透着生机，那也是他经历了悲伤绝望之后，见到的一股来自大自然的新生的希望，一如姐姐在福州遇到的诸多热心人士的帮扶一般，默默地给予了他一股力量。

记者手记

从现实的悲剧中看到希望

7月2日，王思丽离世那天，我进报社刚满一年，这一年间我黑灯瞎火地撞上很多社会角色。王思丽是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人物之一，我到现在还经常回想起她躺在病床上，戴着氧气罩，侧着头朝镜头望去的那种眼神。人们不清楚她到底遭遇了什么，以至于最终流落街头与家人失联多年，他们和我同样也好奇，一个拥有明星梦的农家姑娘，奔赴一千多公里外的地方自学了乐器，组织乐队到夜场演出，最终却为何患上致命的伤病，人们希望她有一天能够恢复健康，向那些关心她的人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但，希望落空了。

回访王思丽家人时，我重新看了过往的报道，严格来讲，在这一事件中，最应该上升到公共意义层面的话题，是对“无主”病人救助制度应该如何完善的讨论。但因为王思丽谜一样的遭遇具备足够的话题性，从而大大掩盖了潜在的另一层次的讨论。

我当然有所遗憾，但也知道新闻事件的进展何其重要，有时候它甚至代表着一种希望——人们看到爱心人士的捐助，看到王作生的不离不弃，甚至开始有点心疼这位千里寻亲雨夜返乡的父亲。

这让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中青报冰点的特稿《回家》，里面讲述了2008年汶川地震时，一对来自汶川水磨镇的夫妻从教学楼的废墟里找到自己孩子的遗体，不顾余震危险将其背回家乡安葬。这貌似平凡的举动往往具有万钧之力，最能打动人心，王作生的身上就有这样的影子出现。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关注王思丽报道的重要一环。

每一次，王作生那种刻意压制的悲伤透过电话进入我的耳膜时，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

中国人对死亡的祭奠有种近乎宗教狂热的仪式感，是根源于对生前及死后的未知和恐惧，以此生发出来的对生死的敬畏，王思丽入葬当天，按照仪式，族辈亲人只有小辈前往，他们希望仪式的严谨可以让永生的孩子于另一个世界里过得更好。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半个月时间里，所有悲欢离合他们全都经历了，没有什么比得到至亲又转瞬即逝来得更难过了。如今，一切似乎转入正轨。生活如含羞草般在无任何干扰的情况慢慢舒展开。王作生的信念也始终未变，支持孩子从大山深处走出去，改变自己，这种信念像是一种希望，一如当初王思丽在榕城遭遇不幸后所受到的帮扶一样，给处于近乎绝望境地的他们一股力量，让人在无力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