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年代

01.07.2014  20:18

                                           

                                            郭辉庆幸福的一家人

                                           

                                            郭辉庆与妻子在玛琅探访华人著名画家庄占辉。

                                           

                                            2005年郭辉庆与妻子回印尼探亲时到巴厘岛旅游

  郭辉庆/口述  林小宇/撰文

  郭辉庆  男,现年83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建南平职业中专学校。

  妻子总是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无论是阳光明媚的白天,还是灯光柔照的夜晚,在家里都让人心生惬意。

  细细揣摩这油然而起的惬意,觉得不仅是因为整齐干净的家,而是因为有一种让心灵平静的安详……

  1  华侨,风浪中挣扎的浮萍

  也许我经历了很多,特别是在上世纪,各种动荡都经历过,因此对眼前的平静有着不同于别人的感受。

  华侨这个族群本身就决定了它的不稳定,无论是出洋,还是回国;无论是创业,还是居家,很多时候都不能自已,一旦侨居地出现风浪,首先受冲击的就是华侨,而华侨能做的只是沉浮挣扎,犹如风起浪涌中的浮萍。

  我于1931年出生在印尼玛琅,之后的生活基本上都在动荡中度过,还在童年的时候,日本人就占领了印尼,为此我就读的华文学校被关闭,后来开学,但一切都是在日本统治下的奴化教育。日本投降后,学校恢复了正常的华文教学,但印尼的华文教育不在政府教育序列里,因此从建校到日常的教学都没有一分钱是政府拨给的,都是由华侨社会筹集而来的。

  中学毕业后,我到过几所华文学校任教,可没多久,印尼政府对华文教育的各项限制接踵而来,他们以国籍为别,让不同国籍的老师和学生分校,因为我具有中国国籍和印尼国籍,因此我被分到了“民族学校”教书。

  这不仅给我带来刺痛,也给很多人带来伤痛,毕竟以前大家都是华人,从来没有因为国籍而分群别类。

  2  排华浊浪接踵而来

  其实在此之前,也发生了许多事,比如与荷兰殖民统治进行的“警卫行动”战争,华人夹在中间,遭受的伤害比任何一方都多,我当时就亲眼看到从拉旺、星梧沙里到玛琅的道路上,无数的华侨华人住宅、商铺被抢掠焚烧,许多华侨华人被杀被打,但他们只能无助地祈祷。

  如果说“警卫行动”不过殃及到华侨华人,那么之后的目标明确的排华行动,几乎是一个接着一个,其中最致命的是“10号总统令”,不让华侨在县以下从事零售商业,这让成千上万的华人顿时丧失了基本的生活来源。

  打击华侨华人的还有如“换钞票”、“剪钞票”等,让华侨辛苦积攒下来的财富一夜之间损失惨重,即使到了这份上,华侨也只能默默承受痛苦。

  那时,年纪轻轻的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华侨一直遭受着苦难,是我们不够优秀?是我们不够勤劳?还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强盛的祖国?

  上世纪60年代后,印尼的排华甚嚣尘上,尤其是1960年后,大批的华侨被驱赶回国,各个港口几乎都有祖国派来接侨的船只,人们携家带口悲伤地离开了生活过的土地,这也是二战后最大的“难民潮”,让人不禁怀疑“和平”到底在哪里?

  所幸的是,这时的中国不再是旧时期的中国,派出轮船接侨,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不仅展示了国家的责任,也给了华侨华人以尊严。

  3  令人发怵的孤独

  我被转到民族学校后没多久就辞职了,当时我和别人一样向中国大使馆申请回国,但大使馆的人劝我留下教书,他们认为即使政局如何动荡,华文教育还会存在,而教师是华文教育不可缺少的资源。

  没有了工作,申请回国又受到劝阻,无奈之下只好多方寻找能让我教书的地方,但我不能再回到民族学校。我也不愿回到民族学校,为了生活只能做上门教书的家庭老师,幸好玛琅有很多的学生需要我上门教书,这才让我有了一定的经济来源。

  1965年后,印尼境内的所有华文学校都被关闭,诸多的华文报刊、华侨社团也被迫关闭,甚至连华侨的商店中文招牌都不允许使用,华文在印尼被彻底禁用。到了此时,中国和印尼也断交,中国在印尼的外交事务委托罗马尼亚和柬埔寨办理。我先后到了这两个大使馆申请回中国,也因种种原因无法办理。那时的我感到十分的无助,同时也感到恐惧和悲伤,更感到一种令人发怵的孤独。

  为了女儿的教育,只好隐瞒她的国籍,托熟人进入了当地人的学校,但这也让我每天提心吊胆,害怕一旦此事败露,会有什么样可怕的后果,最后又只好送进当地天主教学校,结果被反华的人发现,逼迫学校不得收留女儿。

  原本还希望,有朝一日这种局面可以改变,但后来希望完彻底破灭,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回国去。可此时回中国的路全部没有了。

  4  “逃亡”与重返

  1971年,印尼政局对外对内政策稍微宽松了些,允许公民出国旅行,借这个机会,我申请到澳门旅游,得到批准后,我们一家3口人用最快速度离开了玛琅,离开了印尼。

  当时中国还很贫穷,澳门的同学和朋友极力劝阻我们回到中国,但无论他们怎么劝阻,都无法改变我的信念,因为回国这个念头在我的心里已整整燃烧了10多年,我可以什么都不要,至少要让女儿在中国的土地上,享受中华文化的教育。

  一晃34年过去了,2005年我们一家3人重返印尼,比起当年的“逃亡”,此次的旅行变得格外的高兴和兴奋,我们走过以前的大街,走进以前的房屋里,见到以前的朋友和同学,彼此都非常高兴和激动。

  虽然我们以前的学校没有了,但现在却又建起了新学校,而且是一所大学。大学的名字很特别,叫“玛中大学”,这让曾经经历那个年代的人不禁会想到曾经的“玛琅中华中学”,想起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

  我曾住过的房子在玛琅辽苑街38号,现在这房子还在,门牌依旧还是38号,我们一家来到跟前时,屋子的女主人出来,我刚想说什么,没想到她居然认出我曾是她的老师,接着整条街上的老邻居都纷纷围上来,那时我真不知说些什么,只觉得这像似一场梦。

  ……

  女儿现在是武夷学院工商学院的院长,平时工作很忙,但不时会来省会福州出差,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团聚,只有她回来,家里才变得格外热闹。

  但不管热闹也好,宁静也好,心里都感到一种舒坦,因为现在是一个和平的年代,是中国人渴盼而且得到的幸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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