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责任人追偿 期待呼格案能“破冰”

而今对呼格案责任人的问责，已被提上日程。我们期待，它在向责任人追偿这一“老大难”问题上，能有所突破。

　　■ 观察家

　　在2014年的最后一天里，内蒙古高院向呼格吉勒图的父母送达了国家赔偿决定，赔偿总计近206万元，其中约105万元是呼格的法定死亡赔偿金、丧葬费，100万元是对呼格父母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冤案的赔偿，一直处于两难中——赔偿由国家财政支付，固然能为受害方提供赔付保障，却易让某些责任人轻松溜过。不少人也在质问：为什么某些司法人员枉法办出冤案，却让纳税人来埋单？这涉及国家追偿问题。据权威数据，全国范围内，“因国家赔偿案件受追责的情况屈指可数”。

　　问题出在哪？首先，是立法对刑事国家赔偿之后的追偿限制过于严苛。在呼格案平反之后，有不少人呼吁适用《国家赔偿法》第16条：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其实，这是误用法条。

　　国家赔偿分为行政赔偿、刑事赔偿两类。前述的第16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是行政赔偿之后的追偿范围。而赵作海案等冤狱属于刑事国家赔偿，其适用《国家赔偿法》第31条，只有在办案过程中刑讯逼供、殴打虐待、徇私舞弊的人员才会被追偿。此标准远高于行政追偿的“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标准，因为刑讯逼供等制造冤案，几乎已构成刑事犯罪，却仅是刑事追偿的入门标准。

　　其次，中国目前的追偿机制是“谁侵权、谁赔偿、谁追偿”的“三合一”模式，追偿程序非常“拧巴”。

　　其一，追偿本身只是政府内部行政行为，没有公开的诉讼、听证程序。是否追偿、向哪些人追偿、追偿多大比例，都是政府的内部操作。而因为“赔偿、追偿”的主体重合，“自己人追偿自己人”之下，赔偿机关内部很难认真追偿相关责任人。

　　其二，赔偿义务机关与应被追偿的官员有时未必在同个部门，追偿流程不畅通。以呼格案来说，按《国家赔偿法》规定，做出错误判决的法院是赔偿义务机关，但造成呼格冤案的并非法院一家。法院很难通过“追偿”程序去“追偿”公安机关、检察院的责任人，这就导致追偿程序被架空。

　　而解决之道首先就在理顺追偿流程。不妨借鉴国外经验，让追偿走出内部行政的局限性，成为独立的诉讼程序，相关办案人员该不该被追偿、该被追偿多少等，都放在法庭上公开解决。

　　说起来，国家追偿难落实是个老问题。而今对呼格案责任人的问责已被提上日程，我们期待，它在向责任人追偿能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