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少子化”问题日益严重 促生育新招频出

　　9月新学年开始，台湾嘉义家职女校校长杨世圳不得不作出艰难的抉择，这所60年来只招女生的学校，今年首次招收了90名男生。“学生少了，学校得面对现实。”杨世圳说。

　　而为了应对“少子化”的冲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计划在未来五年撤并60多所院校。

　　 只想爱不想生

　　台当局“发展委员会”近期公布人口推估，台湾人口负增长时间将提早4年到来，由原先的2026年提早至2022年，这代表此后台湾人口数将趋向萎缩。

　　“岛内的实际生育率水平为全世界最低。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经济压力大，由于台湾经济不景气，薪资福利水平低，许多年轻人不敢生小孩；另一方面是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很多在科技、金融等行业上班的白领为了追求生活的自由和品质，生育意愿普遍不高，晚婚、晚育甚至不育的现象比比皆是，目前台湾年轻女性生第一胎的平均年龄已延至30岁以后。”台湾大学儿少与家庭研究中心主任薛承泰说。

　　34岁的台北白领张黎欣和丈夫结婚6年，至今没要孩子，“因为不能给孩子安全感”。张黎欣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小孩一直念公立学校，5岁至初中都免学费，再念到大学毕业，大约需要500万元(新台币，下同)。但这只是理想状态，5岁前孩子还要读幼儿园，每月要交1.5万元，上小学后学费免了，但每个月要交给安亲班(类似托管班)1万元，小孩每学一门才艺要交5000元，如果孩子需要课外补习，还要交三五万元的补习费。

　　岛内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普通家庭养育一个小孩，从出生到20岁平均花费573万元，以台湾当局“主计处”公布今年1月份的平均工资3.86万元计算，上班族得不吃不喝12.4年，才能凑足这笔钱。

　　张黎欣只是岛内众多“丁克族”的一个缩影。如今“不婚、晚婚、不育、不怕离婚”在台湾年轻一代中颇有市场，而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少子化”对台湾社会的冲击。

　　 都是“少子化”惹的祸

　　从英国留学回台3年的张宇，至今仍顶着“流浪博士”的头衔。由于没有被正式聘用，张宇过着“候鸟式”的生活，每周几乎都在多个县市奔波，赶赴“台艺大”等5所高校授课。

　　张宇绝非个案，他不过是台湾“流浪博士”群体的一员。由于毕业后工作无着落，近年来台湾有一批博士生奔波于岛内各所大学，以兼职代课的方式，赚取微薄收入，被称为“流浪博士”。

　　“‘流浪博士’的背后其实是‘少子化’带来的高校倒闭潮和教师失业潮。”台北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每年高校生源均会出现大幅度缩减，预计5年内台湾大学数量将从现有的162所减至100所。未来8年，将有1.2万名大学教师下岗或失业，约占整体高校教职员工的三成。

　　“少子化”由学校的“神经末梢”逐渐往上传递，“招生难”首当其冲。由于新生数量不断萎缩，今年2月台湾当局宣布大学本科、硕博士班全面减招。台“教育部高教司司长”黄雯玲表示，“少子化”的严重冲击将出现在2020学年，届时台湾院校的学生数，将从2013学年的113.6万人减为82.1万人。

　　“少子化”也造成劳动力补充的困难。与此同时，需要照料安养的老年人口却将快速增加。在“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双重冲击之下，台湾社会将不堪重负。

　　 促生育新招频出

　　为了鼓励民众多生孩子，岛内鼓励生育的政策花样百出。台当局采取的最直接方法是发放生育津贴。自2012年起，台当局针对父母有一方在家照顾2岁以下婴幼儿的家庭，每月补助孩子2500-5000元不等；对于单亲家庭、隔代教养家庭，每月发放17880元的“特殊境遇”津贴，直到小孩长到18岁。台北市还推出“助你好孕”专案，为年轻夫妇提供多项福利，比如免费体检，帮助每对夫妻安心生下健康宝宝；小学、公立幼稚园开设“课后照顾班”，负责在课后照顾孩童等。

　　台湾各县市则纷纷发放一次性的生育津贴，例如台北、金门、马祖的生育津贴为2万元，其中马祖对于第二、三胎的津贴，分别为5万元、8万元，金门对于多胞胎的津贴，每胞胎一律补贴4万元。

　　为了“催生”，岛内企业也不遑多让。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近日宣布，鸿海员工每生一胎宝宝，公司就补助7万元，生得越多，领得越多。信义房屋推出生育第一胎发放3000元津贴，生育第二胎发放12万元的生育奖励金，奖金额度为各企业之首。（刘深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