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义勇队在闽北的抗战纪事：要把自由带回家乡
（资料图片）
隶属于台湾义勇队的台湾少年团
核心提示：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自此以后，台湾沦陷，无数台湾同胞流离失所，避祸于厦漳泉。随着抗战全面爆发，战火烧到闽南一带，数百名台湾同胞在国民政府的帮助下，转移到闽北的崇安县（今武夷山市），组建台湾义勇队，投身抗日。
日前，记者走进武夷山市档案馆，翻开斑驳的历史档案，探寻那段历史——为了保护台胞的安全，1938年，福建省政府专门发文，将分布在全省各地的412名台胞陆续送往崇安县（现在的武夷山市）。台湾义勇队的抗战就此开始。
不断输送抗战力量
1938年秋天，为了帮助台湾同胞在崇安的生产生活，崇安县政府在境内设置了“台民垦殖所”，让他们从事垦荒种植工作。台胞到武夷山编入保甲后，居住于文庙和民权路一带的“台民宿舍”。
当时，台湾抗日领袖李友邦从浙江金华来到崇安县。李友邦本是台北县芦洲乡望族子弟，从小就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曾因与同学袭击日警派出所而遭学校退学。1924年，李友邦前往大陆，聆听孙中山演讲，参加革命，他相信“救台湾必须先救中国”。
档案中，有一份李友邦在写给时任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的信，特别指出，多亏崇安县政府和当地群众的支持，不仅让台湾同胞可以在武夷山下躲避战乱、修养屯垦，还给予台湾义勇队很大的帮助，包括接送军旅、核销路费、安排临时住宿等。
李友邦号召台胞参加台湾抗日义勇队北上抗日，引起强烈反响。1939年春天，第一批台湾抗日义勇队40余人从崇安抵达浙江金华，随同前往的6名台胞子女也组成台湾少年团。到了1940年7月29日，又有50余名在崇安的台胞乘车前往浙江前线，其中包括部分军属和儿童团员。
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后，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委员会派中共党员张毕来去金华，帮助台湾同胞筹建义勇队。在张毕来的帮助和鼓励下，李友邦在浙江金华组织了台湾义勇队及台湾少年团，喊出了“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口号，李友邦任队长兼团长。
在李友邦的率领下，这支队伍逐渐成为众多抗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队员一般都会日语，就协助各抗战部队收集日军资料和情报，参与日语翻译和日俘管理工作。
1942年6月30日，台湾义勇队炸毁了日军海军油库；7月1日，台湾义勇队在厦门日伪政府成立3周年的仪式上投放数十枚手榴弹，之后返回闽北浦城县隐蔽。“浙赣战役”期间，义勇队在建阳县（如今的建阳区）设立第四台湾医院，对军人、军属、义民、贫民等进行免费医疗救助。1942年前后，台湾义勇队在闽北、浙南建立樟脑制造厂，生产军需药品，供前线部队和后方民众治疗伤病。
“要收回我们的家乡”
“我们是台湾的小朋友，不甘心受敌人的压迫……帮助祖国做各种宣传救亡的工作，我们的父兄组织了台湾义勇队在祖国的各个战场上服务，我们就在台湾义勇队的领导之下，又组织了这一个少年团。”这是少年团在崇安活动期间给台胞的一封信。
在武夷山市档案馆里，有关台湾义勇队档案种类众多，包括照片、书信、报纸等，当时在崇安县的台胞，上至55岁的中老年队员，下至7岁的儿童团团员，从学生、医生、工人，到政府职员、商人，纷纷向政府申请加入台湾义勇队。
“台湾是我们的家乡，那儿有五百万人不自由……离了家乡奔向自由，要把自由带回家乡……要收回我们的家乡，我们得和敌人拼个生死存亡。”档案中，《台湾少年团团歌》这样写道。
39岁的台湾女同胞曾慧英这样写《请战书》：“倭奴扰乱祖国，以致奉命集中到崇，经过年余辗转维持，愤气填胸，全无泄发，当此抗战时期，忍吞声色，幸得浙金义勇队实现，得此机会，誓往前方效力”。
陈春圃也是报名参加抗日的留崇台胞之一。档案显示，1915年，陈春圃于台湾公学毕业，20岁时毕业于日本东京某卫生学校。1927年在漳州设立中西医院，1939年，已过不惑的陈春圃主动请缨，向台湾义勇队提出入伍申请。
义勇队1940年4月创办《台湾先锋》，宣传台湾要摆脱日本统治，返归祖国。1940年6月，少年团回到崇安，与父母一起宣传抗战，通过讲演、绘画等形式，教唱《义勇队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并演出新编《放下你的鞭子》《最后胜利》等独幕小剧。
1945年底，台湾光复，台湾义勇队成员返回台湾。如今，昔人已去，但台湾义勇队留在九曲溪畔的摩崖石刻“打倒日寇，保我中华”，还在向世人诉说着台湾同胞在炮火下的坚贞与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