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延平区：一座婴儿安全孤岛的坚守
在全国多地先后关闭婴儿安全岛的大背景下，南平市延平区的婴儿安全岛目前运转正常，唯一变化就是旁边竖起了一个灯箱，上面是婴儿安全岛致家长的一封信，介绍了儿童大病救助政策、社工服务、低偿托养服务。“只要你们不放弃孩子！”信的最后写道。
孤岛压力大
5月30日，南平市延平区福利院将一名患有疝气的男婴送去南平市立医院治疗，这名男婴约1岁，5月7日被人遗弃在福利院门口的婴儿安全岛里。这是自去年12月24日延平区福利院启用婴儿安全岛以来，他们接收的第21名弃婴。以前，他们每年大约接收12名弃婴。
如今，省内婴儿安全孤岛的“头衔”让延平区福利院面临空前压力。
“我们接收的21名弃婴中已有6名死亡。以前，我们院大多数年份的弃婴死亡率是0，只有个别年份出现过一两名弃婴死亡的情况，”延平区福利院院长梁瑞辉直叹气，“现在送到安全岛的弃婴，80%以上患有重大疾病，有一名弃婴，送过来时只剩一口气，我们马上抱到医院去，还是没能来得及。”突然窜高的死亡率是延平区福利院面临的最大压力，这也是最容易被不理解的人攻击的“部位”。
据福利院财务人员王芬统计，福利院目前已经为这21名弃婴花费了医疗费、护理费、丧葬费8万多元，“更多的开销还在后头呢”。因为弃婴骤增人手不足，福利院还得招聘5名育婴员，同时，育婴室、宿舍等护理场所也变得紧张起来，他们计划把其他房间拿来改造后使用。
据了解，民政部虽然鼓励各地试点设立婴儿安全岛，但并没有针对这一项目的专项资金；同时，福利院婴儿安全岛能够得到的社会援助力量也很少。
一名弃婴正在接受足部按摩。
艰难的坚守
至今仍有一些人认为，是婴儿安全岛的出现助长了弃婴行为。延平区民政局一名干部对记者表示，他自始至终都不赞成延平区福利院设立婴儿安全岛：“谁都知道，把婴孩丢弃在路边、野外，会把孩子害死，大部分父母不会这么狠心；但是，当他们知道福利院设有婴儿安全岛后，就会认为，把孩子放进岛里相对安全，就为自己的弃婴行为找到了自我安慰。”
对弃婴护理进行全程监督的社工巫琳珊告诉记者：“很多父母在弃婴身边放了一张纸条，写明他们送孩子去医院治过，治不好，他们误以为福利院有更好的医疗条件，于是，寄希望于福利院，实际上福利院同样是把患病弃婴送到医院救治。”
今年1月28日至3月16日，广州婴儿安全岛共计接收弃婴262名，其中已有23名重症患儿离世。这个数据或许能给那些寻求自我安慰的弃婴家长一个警示。
不管设不设婴儿安全岛，弃婴现象早就存在；只是婴儿安全岛的出现，增加了福利院接收弃婴的数量。梁瑞辉听附近群众反映过，今年多次看到挂着“闽A”牌照的汽车来丢弃婴孩。“现在谁都知道我们这里有婴儿安全岛。”延平区一名干部分析说。
不过对于梁瑞辉来说，争论已经毫无意义。“被媒体报道后，大家都知道延平区福利院了，我只能继续坚持下去，”至于坚持到什么时候，他表现出相当的纠结，“坚持到场地不够用为止，唉，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将来场地不够了，还是要想办法解决啊！”
期盼社会援助体系
梁瑞辉的坚守，源于他设立婴儿安全岛的唯一动机——挽救弃婴的生命。最近发生的两件新闻坚定了他的信念。
1月5日，42岁的江西人张杰来到厦门，把患有重度脑积水的亲生骨肉放进了婴儿安全岛。3天后，他忍受不住内心的煎熬，再次来到厦门市福利院，领回了孩子，目前陪孩子在北京接受治疗。他在媒体上呼吁，“婴儿安全岛一定要坚持下去”。
类似情形也在延平区出现了。今年4月，一名男子把亲生儿子丢进了婴儿安全岛，这名约2岁的孩子看起来患有痴呆症。2天后，弃婴的生母——一名越南女子赶到福利院，哭着把孩子领了回去。目睹这一场景的福利院工作人员、社工们十分感慨：“要不是有婴儿安全岛，他的生母可能就再也见不着他了。”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是婴儿安全岛的支持者，他建议，应该在全国各地普及婴儿安全岛，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
梁瑞辉认为，婴儿安全岛若能普及，延平区的压力肯定会大大减轻。同时，他也表示，设立婴儿安全岛治标不治本，关键还得构建一个针对困难家庭的社会援助体系。
“如果生育了重症、残疾婴儿的家庭能够得到免费的医疗救助、专业的护理技能，弃婴现象就会大大减少。”梁瑞辉说，重病残儿童在未来的成长道路上面临医疗、照料、就学3个主要困境，这需要集合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比如，我们福利院拥有成熟的社工队伍，具有护理残疾婴儿的专业技能，可以让政府出资购买社工服务，社工受托上门照料残疾婴儿。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近日表示，正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重病残儿童社会保障政策，将着力从重病残儿童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生活补贴、医疗康复补贴、家庭服务等方面减轻重病残儿童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和服务负担，减少相关家庭把孩子推向社会的可能性。他还透露，民政部正在研究相关措施，拟对接收弃婴较多的福利院给予一定资助或者进行分流。(福建日报记者吴柳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