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整版阐释：加强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水源涵养，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强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生态保护治理”。加强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千秋大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如何深刻认识和把握治水规律、推动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治理取得新进展？本期观察版刊发文章对此进行阐述。

——编 者

对治水规律的深刻揭示与科学把握（人民观察）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

核心阅读

加强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基础性保障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生态保护治理更加注重理念引领、建章立制、统筹推进，生态保护治理成效显著，充分彰显我们党对治水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达到了新高度。

加强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千秋大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作出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决策部署。这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蕴含着对治水规律的深刻揭示与科学把握，有力推动新时代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取得新进展。

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治理关乎国家发展全局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人类文明几乎都起源于大江大河，沿河流繁衍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强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生态保护治理，加强重要生态廊道建设和保护。”加强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关乎国家发展全局，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基础性保障性作用。

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千秋大计。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哺育了璀璨的中华文明。大江大河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品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古代黄河流域的河西走廊、黄土高原都曾经水丰草茂，由于毁林开荒、乱砍滥伐，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加剧了经济衰落。唐代中叶以来，我国经济中心逐步向东、向南转移，很大程度上同黄河中上游生态环境变迁有关。历史证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加强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保护好我们生存发展的生态根基。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动力。大江大河以水为纽带，连接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形成经济社会大系统，至今仍是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11省份，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生态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黄河流域既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主产区，又是重要的能源、化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基地。2018年底，黄河流域省份人口约占全国的30.3%，地区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26.5%。加强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生态保护治理，通过点上的实质性突破带动面上的整体性推进，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关键举措。大江大河拥有庞大的河湖水系，独特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强大的涵养水源、繁育生物、释氧固碳、净化环境功能，是珍贵的生物基因宝库，也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长江流域地跨热带、亚热带和暖温带，涵盖许多具有全球意义的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长江流域还分布着众多国家级生态环境敏感区，建立了大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五大沙漠沙地，沿河两岸分布着东平湖和乌梁素海等湖泊、湿地，河口地区有我国温带最广阔、最完整和最年轻的原生湿地生态系统。黄河流域是连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的生态廊道，拥有三江源、祁连山等多个国家公园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加强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治理，有助于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切实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新时代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治理的主要做法及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保护优先，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重要江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统筹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生态保护治理取得显著成效。

更加注重理念引领。理念是行动的先导。针对长江经济带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针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并对黄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重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立足全流域和生态系统整体性推进大江大河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积极探索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更加重视建章立制。2020年12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我国首部全国性流域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加快黄河保护立法进程。指导沿江、沿河省份编制印发“三线一单”，实施生态环境分区和准入清单管控。建立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全面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工作。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巩固现有的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成果，推动长江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体系、黄河全流域试点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黄河禁渔期制度，开展禁渔专项执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有效保护流域生态和渔业资源，为提升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生态系统质量、服务功能和稳定性奠定了坚实基础。

更加突出统筹推进。把系统观念贯穿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过程，坚持统筹水环境、水生态和水资源等要素，系统谋划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工作，着力推进美丽河湖保护建设，持续提升江河湖海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稳定性，力争实现“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的目标。紧盯《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重点任务，开展劣Ⅴ类水体整治、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三磷”企业（矿、库）整治等八大专项行动。有序推进黄河入河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整治”四项任务；谋划实施水源涵养提升、水土流失治理、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修复等重大工程。启动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治理黄河源头废弃矿山，恢复水源涵养功能，水源涵养量持续增长。截至2020年底，长江流域入海河流劣Ⅴ类国控断面全面消劣，长江干流首次全线达到Ⅱ类水体。黄河干流全线达到Ⅲ类水的水质标准，水环境呈逐年改善、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

新时代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治理的经验启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经过全社会共同努力，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带来了深刻启示。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治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实地考察长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为加强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把脉开方。新时代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治理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成效，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将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与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有机结合，让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为目标相同、利益一致、相互交融、同心同向的整体，产生巨大的耦合力，显著提升了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效能。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深入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更好做到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真正实现生态保护和民生保障相协调。

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理。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突出精准治理、科学治理、依法治理。精准治理重在精确问诊、靶向治疗，做到问题精准、时间精准、对象精准、区位精准、措施精准。科学治理重在遵循规律、实事求是，建立科学研究与管理决策深度融合、科学研究与治理工程方案协调推进的攻关机制，着力解决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治理中出现的技术难题。依法治理重在敬畏法律，不断完善环境立法，强化环境执法，加强环境司法，运用好法律武器保护治理大江大河生态环境。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治理涉及水、路、港、岸、产、城和生物、湿地、环境等多个方面，必须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坚持整体推进，增强各项措施的关联性和耦合性，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进、顾此失彼。同时，坚持重点突破，在整体推进的基础上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让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长久安澜。

（执笔：钱 勇）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生态智慧（观察者说）

赵渊杰

处理好人与水之间的关系，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始建于战国时期的都江堰，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就是根据岷江的洪涝规律和成都平原悬江的地势特点，因势利导建设的大型生态水利工程，不仅造福当时，而且泽被后世。”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在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强调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按照自然规律活动。在漫长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人水和谐，在尊重自然规律、因势利导的基础上，建起了许多大型生态水利工程。“水利”一词，较早见于《吕氏春秋》，主要指防止水害灾难和利用水力资源的事业。重视水利，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历史特征密切相关。历史上，农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主要地位，而我国农业又以灌溉农业为主，对于灌溉、防灾等水利工程的社会需求较大，因而建成许多水利工程。比如，先秦时期的引漳十二渠、芍陂、都江堰，以及完成于元代的京杭大运河等，在很长的时间里支撑着我国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的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

我国古代大型生态水利工程之所以能经受住漫长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保持满足人的需求与尊重自然规律之间的平衡，做到既保护自然又利用自然，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福建省的天宝陂始建于唐代，这座集引水灌溉、排洪排涝和蓄淡拒咸于一体的大型生态水利工程，位于河流弯道下游河势较高处，既可拦蓄淡水，又可抵御咸潮上溯。同时，利用弯道环流原理，水砂分离，引清水自流灌溉，在航运、引水、灌溉、泄洪、排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出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高超生态智慧。这种生态智慧，集中体现在坚持整体性、系统性的自然观，将人与自然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来看待。

马克思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他强调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不以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在这一生命共同体中，人与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紧密联系、相互作用，都是自然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时刻都在与自身之外的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借以满足自身需求。自然界的运行，也不可避免会对人类生存发展发生作用。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对于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要在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中获得自然的回馈，而不是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

当然，自然界的运行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有风雨交加的时刻。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方面，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要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在尊重自然规律、运用自然规律中因势利导，努力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将消极影响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永远保持“一江清水向东流”

三江源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深入推进（势所必然）

陈茂山

三江源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有“中华水塔”之称，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三江源保护作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承担好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江源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深入推进，为维护与促进我国生态安全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三江源地区孕育和保持着原始、大面积的高寒生态系统，素有“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之称，也是亚洲、北半球乃至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自然景观、生物多样性具有全国乃至全球意义的保护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成效逐步显现。

三江源地区地广人稀，生态保护管理难度较大。过去一个时期，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不同程度存在条块分割、政出多门的问题。针对原有各级各类保护区交叉重叠、多头管理的碎片化等问题，三江源地区稳步推进国家公园体制机制改革，采取最严格的生态保护政策，执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标准，落实最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8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公布《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经过不懈努力，归属清晰、权责明确、执法严格、监管有效的生态保护管理新体制全面形成，纵向垂直合作综合执法体制不断强化。目前，三江源地区草地平均盖度、产草量比10年前分别提高11%、30%以上。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由45%提高到47%。湖泊面积有所扩大，平均每年增加70多平方公里，近千个黄河源头的高原湖泊重现粼粼波光。

水源涵养能力稳定提升

作为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地，三江源平均每年向下游输送600多亿立方米的源头活水，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和澜沧江总水量的15%来自于三江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江源水源涵养区着力推进一系列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工程，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不断提升。

近年来，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逐步改善，湖泊和湿地面积明显扩大，林草植被覆盖度快速增加，水源涵养能力稳定提升，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调查数据显示，1956—2000年，三江源地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约为428亿立方米；2005—2012年，通过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等，三江源地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约为512亿立方米；2013—2020年，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实施后，三江源地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增加到约523亿立方米，比1956—2000年多年平均水资源量增加约95亿立方米。2020年，青海省内地表水出境水量达到954.98亿立方米，比2016年增加463.58亿立方米；近5年来，年均增加水量超过92亿立方米。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逐步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江源、祁连山等生态功能重要的地区，主要是保护生态，涵养水源，创造更多生态产品。”创造更多生态产品，需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三江源地区持续推进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为统筹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在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进一步保障和改善三江源地区民生，我国加大对三江源地区生态补偿的政策支持力度，全面落实生态公益林补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生态移民补助等生态补偿政策，进一步完善三江源地区生态补偿机制。在重大政策和体制机制上，三江源地区实行先行先试。一方面，对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状况动态变化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调查、核算、评估，将水资源等自然资源对全国产生的生态产品和服务价值进行折算、评估，为加快实现水生态产品和服务价值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开展三江源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试点，对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的所有自然生态空间开展确权登记，从法律法规层面明确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资产权益，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这一系列重要举措，有力推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