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铁男“现身说法”印证审批之弊

25.09.2014  14:18

行政审批的过多、过滥,一旦与负责官员的贪欲结合起来,只能导致“前腐后继”的权力寻租。事实上,不仅刘铁男是这样,举凡握有审批大权的部门,概莫能外。


24日,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涉嫌受贿一案在河北廊坊开庭审理。庭审中,被告刘铁男表示,接受审查期间,结合亲身体会“写了如何反腐的建议”,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审批权应当大量下放到市场,从源头上解决政府不该管的一些事,完善制度,防止以权谋私。


站在被告席后面的刘铁男,对于审批寻租之弊的认识,想必已经看得十分澄澈清明了。其关于“审批权应当大量下放给市场”的相关表述,也与时下的主流看法切近。


这样的“现身说法”,显然不无推卸个人罪责之嫌。毕竟,从2002年到2012年,刘铁男利用其担任国家计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司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职务便利,在项目审批、设立汽车4S店等方面,多次接受请托,单独或与儿子一起获取了价值3000多万元的非法利益。如果完全将这种腐败行为归结于审批制度,也说不过去。


当然,透过刘铁男案,确实也暴露出政府审批权过大,从而产生寻租的制度性弊端。纵观刘铁男被指控的几项罪状,其轨迹均是先有滥用审批权力,继之企业予以回报。由此也可见,过多的行政审批、过细的政府干预、过于集中的审批权力,不仅市场主体要支付额外的腐败成本,也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最终,为权力寻租买单的,依然是社会公众。


以宁波PX项目为例,2005年,时任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司长的刘铁男接受请托,帮助核准了这一项目,事后,其子接受了企业一辆33万元的轿车;而在2012年,因为市民反对,宁波有关部门表态坚决不上PX项目。然而,由于这场风波带来的经济社会损失,乃至行政成本,又该由谁负责?


不必讳言,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部分政府部门仍习惯于以往的“全能型政府”,这就必然导致政府过多干预具体的经济活动。行政审批的过多、过滥,一旦与负责官员的贪欲结合起来,只能导致“前腐后继”的权力寻租。事实上,不仅刘铁男是这样,举凡握有审批大权的部门,概莫能外。今年5月,一周之内,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等4名官员被调查,即是例证。


因此,近年来国家不断减少各级政府的行政审批权力,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在前不久的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再次表示,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年多来,先后取消和下放7批共6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不仅如此,更要严控增量,遏制住行政审批边减边增、在清单之外变相审批等问题。


还要强调的是,打造一个公开、公正、透明的市场环境,既有赖于清除审批寻租之弊,也有赖于强化权力监督,约束像刘铁男这样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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