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有：用生命诠释“师范”的内涵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坛上辛勤耕耘了54个春秋的方立天先生离开了我们。方先生毕生矻矻以求，为学育人孜孜不倦，他的心里还装着许多的责任。对于学生，方先生一定有太多的不舍；对于佛教，方先生必定有太多的眷恋；对于中华文化，方先生更有深深的期望。方先生  “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他的一生都在诠释“师范”的内涵！

方先生的学问，足为人师。佛教体系庞大，佛学晦涩艰深。方先生知难而上，一生心无旁骛，留下了数百万字的雄文巨著。其《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华严金狮子章校释》、《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等著作，语言质朴易懂，内容条分缕析，把艰涩复杂的佛教问题表述得清清楚楚，引领了一批又一批后来者在佛学研究的道路上攀登。

方先生的人品，堪为示范。先生的学问，不是纯书斋的死学问。他十分关注中国的社会变化，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先生不仅常常把自己读书、思考的心得与学生们分享，及时发表在相关报刊杂志上，还常常把自己的研究方法对后学倾囊相授，有“金针度人”的君子之风。记得我的博士论文《近现代居士佛学研究——以支那内学院为例》初稿交付方先生指正，一周后方先生约谈时特别指出：“我看你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外两个，一个是哲学的分析方法，侧重于概念和思想的分析，注重研究对象各种思想之间的内在关系；一个是历史学的分析方法，侧重于把握杨文会、欧阳竟无、吕澄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这些社会背景对他们思想的影响，这实际上就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这两个方法，是佛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其他的什么文献学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我看就没有必要罗列在论文里面了。”的确，我自己的英文基础不太好，日语、藏语、梵语、巴利语一窍不通，论文中的研究资料主要是汉文文献，哪里能够扯得上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呢？方先生的批评非常委婉，却也十分击中要害。时至今日，学位论文中依然保留有“研究方法”这一项。每当我看到一些主要依据汉文文献写作的佛学方面的博士论文中罗列着文献学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田野调查法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方先生的谆谆教诲。

哲人其颓，慧思永存。方先生的为学为人，于我而言，高山仰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愿先生一路走好！（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