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闽南文化——以东南亚闽南人为例
吴远鹏
摘要：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全球化”持续、深入地向纵深发展的世纪，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华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针对挑战，需要 “文化自觉”。“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并不必然带来世界各个国家、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的趋同，作为不同文化的具象仍将是多姿多彩的，但是“全球化”势必会催生出一种“全球价值”，一种通过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相互学习、借鉴、互融，逐渐发展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为各种文明的人们所共同接受的“普世文明”，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就像原来在中华文化传统中所没有的“科学”与“民主”，自从上个世纪初被引进之后，现在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中所必须努力学习和遵从的一种精神资源。闽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较早和比较成熟地接触世界其他异质文化的区域文化，闽南文化内涵中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对于异质文化的尊重和互融、对于事业的拼搏进取精神、热心公益，扶危济困，对于社会的勇于担负责任的信念，这样一些特殊品质和精神资源，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是中华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与异质文化交流、互融过程中可资借鉴和汲取的思想理念，这不仅是闽南文化对中华文化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是闽南文化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文明建构的有益贡献。
关键词：“全球化” 闽南文化 中华文化 “文化自觉”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新世纪毫无疑问将是一个“全球化”持续、深入地向纵深发展的世纪。据考证，“全球化”这个词最早是1985年由莱维特（Theodore Levitt）在其著作《市场全球化》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在中国，则是李慎之先生1991年在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纪念哥伦布远航美洲五百周年的会议上提出来，并对之进行成绩卓著的研究的。
伴随着全球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各地区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越来越密切，以民族国家为主要特征的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主动融入并积极推进全球化、还是被动地被裹挟进全球化进程，已经极少有谁能够自外于全球化这一历史发展过程。
除了经济的全球化，西方强势文明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冲破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大行其道，使得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感觉到有被同质化的巨大压力。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华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针对挑战，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思想，强调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对话与文化包容, 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中华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需要怎么样一种“文化自觉”？如何在与其他异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相互涵化与融合？怎么提升中华文化的竞争力，增强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如何在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对之进行科学理性的、创造性的继承和扬弃？如何在与其他异质文化的接触、对话中汲取其有益的成分，从而再造中华文化？等等一系列问题正引起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深思。
闽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较早和比较成熟地接触世界其他异质文化的区域文化，对于中华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持续发展、进而在“全球化”进程中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必能够起到积极、正面的资鉴作用。
依笔者之见，以下三条经验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一、适应环境，尊重异质文化。
闽南地区是全国著名侨乡，闽南人买槎放洋、侨居海外的历史久远。闽南地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多丘陵和山地，气候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闽南人背井离乡、渡舫远海来到侨居地后，往往需要能够适应侨居地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以及不同的语言、风土民情，方能够在侨居地求生存、求发展。闽南人的环境适应能力是很强的，以海外闽南人集中聚居的东南亚为例，东南亚地区，除了缅甸北部和越南北部，都处在热带，气候炎热多雨，地形、地貌十分复杂，陆地分为马来群岛和中南半岛两个部分，面积约为450万平方公里，200余万平方公里的马来群岛由2万多个星罗棋布在辽阔海面上的岛屿组成，中南半岛从西到东有阿拉干山脉、横断山脉南延而成的中部诸山脉和长山山脉和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湄南河、湄公河、红河5条大江，整个东南亚地区被海洋、山脉、河流切割成许多大小不等、相对隔离的地区，就是这样复杂多样的地区，却成为海外闽南人最为集中聚居的地方，充分凸显了闽南人适应不同地理环境的能力。
千百年来，侨居地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况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变迁，闽南人也往往能够从容应对。
以菲律宾为例，从闽南人开始漂洋过海到达菲律宾群岛一直到现在，菲律宾先后经历了公元10世纪之前的一些带有部落联盟性质的岛国，11世纪前的麻逸、三屿和蒲端三个主要国家、11～16世纪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麻逸、苏禄、吕宋、合猫里、麻剌等国家，1565年西班牙殖民者东来之后开始的殖民统治（直到1878年殖民统治才覆盖全菲律宾）、1899年第一菲律宾共和国的建立、1901年开始的美国殖民统治、1935年获得自治、1941年沦陷日本军国主义之手、1946年建立菲律宾共和国，这样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这些政治变迁之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状况，闽南人处变不惊，努力适应，从容应对，并且在抗击外来殖民者的斗争中，与居住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共同谱写团结合作抗击外来侵略、争取自由独立的不朽篇章。
其他的东南亚国家的状况有很多与菲律宾相类似，闽南人在这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变迁中都能够以自己的智慧来应对。
以文化而论，东南亚地区受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影响，在文化的发展上早期具有较高的一致性，11世纪之后明显地呈现出多样性、多元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从公元2世纪开始，印度的佛教和婆罗门教开始在东南亚传播并扩展，越南北方在长期受到中华文化的基础上确立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缅甸在蒲甘王朝时期南传上座部佛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13～15世纪泰国、老挝、柬埔寨完成了小乘佛教化的过程，在海岛东南亚，13世纪后伊斯兰教影响迅速扩大，到16世纪时成为印尼群岛和菲律宾南部的主要宗教，16世纪后由于西班牙入侵，天主教成为菲律宾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在如此复杂、多样的宗教、文化环境下，闽南人都能够尊重异质文化，适应与自身迥异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的现实，有的还积极、主动地融入到异文化中，接受不同的宗教。
15世纪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印尼的爪哇看到当地华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此地”，“多有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见马欢著《瀛涯胜览》）。
菲律宾民族英雄、被尊为“菲律宾国父”的扶西·黎萨是具有中国血统、祖籍 福建 的菲律宾人，经考证，其祖籍地是 泉州 晋江罗山镇上郭村，其高祖父柯南（即黎萨家谱中的DOMINGO LAMCO）生于1662年（清康熙元年），信仰天主教，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在菲岷伦洛教堂补行天主教洗礼仪式，扶西·黎萨（JOSE RIZAL）早年亦曾入圣道顿马示皇家教会大学读书。
在缅甸，许多闽南籍华侨华人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如现任缅甸福建同乡会理事长吕振膑先生（1935年生于福建南安水头镇）同时兼任仰光中国佛学会会长。
二、拼搏进取，传承、展示、推广优秀中华文化。
自强不息，团结拼搏，开拓进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闽南人敢于抓住机遇、甘冒风险、不畏艰途、敢闯敢干的个性和振奋精神、自强不息、深具勇气和毅力的品质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体现，闽南俗谚如：“爱拼才会赢”、“泉州人，个个猛”、“输人呣输阵”等，生动、形象地反映了闽南人的特色风貌。
早期闽南人背井离乡到达海外，起先往往居住在沿海岸边的沼泽地，盐碱地或荒岛上，有的则在遍地荆棘、猛兽巨蟒出没的地方或人迹罕至的边远地区落脚，在那里斩荆棘、辟草莱，从事垦荒、种植、农渔、筑路、工匠、采矿或小商小贩等活动，他们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勇敢，与侨居国人民一起辛勤开拓，为居住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印尼苏门答腊东海岸巴眼亚比原是无人居住的荒岛，清朝同治年间，同安人洪思返，洪思艮等人移居开发成渔业基地。马来半岛第一个橡胶种植园，是 漳州 籍华侨陈齐贤、林文庆创建的。新加坡开埠初期，从马六甲和闽南沿海移居该岛的大批闽南侨商和华工，为当地开发和建设作出了贡献，至今仍有一些以闽南侨领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学校和公园。在泰国，漳州籍华侨许泗章拿出全部家产，在泰国麟廊府开采锡矿，对当地矿业发展作出贡献。
海外闽南人凭着不畏艰险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勤劳节俭的美德，勤奋劳作，集腋成裘，逐步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开始崭露头角，涌现了一批工商巨子，如陈嘉康（ 厦门 集美人）、陈六使（厦门同安人）、杨启泰（漳州龙溪人）、李光前（泉州南安梅山人）、黄仲涵（祖籍厦门同安）、李清泉（泉州晋江人）等。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较为有利的经济环境中，海外闽南人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增长，随着经济行业的扩展，形成一些蜚声国际的企业集团，如新加坡华侨银行集团（南安人李光前之子李成伟为董事局执行委员会主席）、黄祖耀（祖籍金门）任集团主席兼总裁的新加坡大华银行集团、郭芳枫家族（祖籍厦门同安）的新加坡丰隆集团、印尼黄奕聪家族（祖籍泉州罗溪）的金光集团、菲律宾的陈永裁企业集团、郑少坚（祖籍泉州永春）的首都银行集团、郑周敏（祖籍泉州晋江）的亚洲世界（国际）集团、马来西亚林梧桐家族（祖籍泉州安溪）的云顶集团等，这些企业集团都是旗下拥有数十家企业，经营多元化、实现跨国经营的大型华资企业集团。现在，香港《亚洲周刊》公布的“国际华商500强”的资产总额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而海外闽商（以闽南人群体为主）的经济总量约占世界华商经济总量的60%左右，海外闽南人是海外华商中最活跃、实力最强大的一个群体。闽南华商取得的成功，不但为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和民生进步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闽南人拼搏进取的精神，传承、展示、推广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
三、热心公益、扶危济困，发展世界文化。
闽南人具有热心公益，扶危济困的传统，侨居海外的闽南人继承和推广着这种美德和文化。在侨居地，闽南人守望相助、相互关心、团结奋斗的事迹不胜枚举；他们热心家山公益事业，捐资救灾济难、扶危济困的义举也数不胜数。不惟对本乡、本土、本族、本国的公益事业倾注心力，他们还对世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人民的公益福利事业慷慨解囊、共襄义举，为促进世界各民族的团结和解、互助共荣，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力量。
1900年印度发生大饥荒，旅居马来亚槟城的华侨（以闽南籍尤其是漳州人最多，广府人次之）纷纷慷慨解囊，为灾民筹募捐款，其中华侨颜五美捐资3000元，名列榜首，其他闽（南）籍华侨潘兴隆（1500元）、林宁卓（1000元）、谢增煜（200元）、杨维岳、林克全、王汉宗、吴世荣、蔡有格、许心美、谢有义、林花鐕、邱有美、谢顺德、辜上达、林文虎（以上12人各100元）亦共襄义举，闽籍华侨共募款6900元，几近善款总额的一半（总额14360元），以赈济印度灾民。
在菲律宾，活跃着一支以闽南籍乡亲为主体的公益社团队伍——菲华志愿消防总会，拥有4000多名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志愿消防员和紧急医疗队员，经常奋战在全菲律宾各地的火灾现场。
2004年12月26日，印尼苏门答腊岛海域发生了百年罕见的地震和大海啸，灾情波及印度洋沿岸的众多国家，造成人民和财产的重大损失。面对灾情，居住在东南亚各国的闽南籍华侨华人，立即投身到救灾活动中，或捐款捐物，救济灾民，或奔赴救灾第一线，为灾民提供各种救助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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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并不必然带来世界各个国家、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的趋同，作为不同文化的具象仍将是多姿多彩的，但是“全球化”势必会催生出一种“全球价值”，一种通过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相互学习、借鉴、互融，逐渐发展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为各种文明的人们所共同接受的“普世文明”，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就像原来在中华文化传统中所没有的“科学”与“民主”，自从上个世纪初被引进之后，现在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中所必须努力学习和遵从的一种精神资源。闽南文化中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对于异质文化的尊重和互融、对于事业的拼搏进取精神、对于社会的勇于担负责任的信念，这样一些特殊品质和精神资源，是中华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与异质文化交流、互融过程中可资借鉴和汲取的思想理念，这不仅是闽南文化对中华文化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是闽南文化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文明建构的有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