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目前中国获奖最多的纪录片制作人
制片人赵琦的纪录片《中国市长》获得了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而该片今年1月在美国圣丹斯电影节首度亮相时即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
这是赵琦工作室的四部作品之一。中国目前唯一一部获得美国艾美奖的影片便是赵琦担任制片人的《归途列车》。今年8月，他同时兼任制片人和导演的纪录片《殇城》也获得了艾美奖的提名。还有一部他担任制片人的纪录片《千锤百炼》2012年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后获得了当年的金马奖。
赵琦是目前中国获奖最多的纪录片制作人，也是在国际化道路上走得最远的一位。国外一个纪录片网站评价说：“赵琦可能不像张艺谋和贾樟柯那么有名，但对于中国纪录片行业来说，他无疑是一个关键人物。”
做功课，懂英语，负责任
黑压压的人群奔向火车，挤上回家之旅。一个穿着粉色衣服的小女孩，哭着被人群挤了出来，背上的大包掉了。她在一旁停了一秒钟，一个武警帮她把背包放回肩膀上，她拉了拉带子，哭喊着又冲回人群中，头也不回。回乡短暂的团聚后，再奔向火车。
这是《归途列车》中的一幕，讲述了中国特有的春运故事。那是赵琦第一次担任纪录片的制片人。2006年开拍时，他和导演范立欣认为外国人肯定很喜欢这个题材，很容易筹到拍片的资金。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最初的三十多万都是他们自己凑的。开拍一年多，他们才从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JanVrijman基金申请到第一笔资金，此时故事已经基本成型——一部好的影片必须基于一个好的故事。
随后，加拿大公司EyeSteelFilm在看过素材后觉得影片很有潜力，提出投入十万美元，与他们合作。作为加拿大公司，他们可以获得当地政府的基金支持和退税，这样一来，影片可以邀请到更好的剪辑师、作曲、调色等，随后进入影视的工业化体系流程。
英语专业出身的赵琦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电视台工作。2002年至2003年，他公派至英国，在伦敦大学学习纪录片导演和国际制片，获得硕士学位。他可以毫无障碍地用英语与国际合作机构就操作程序、管理规章制度、法律版权、影片内容进行探讨，因此他比很多国内的纪录片制作人多了很多优?势。
《归途列车》是中国纪录片历史上最成功的作品，几乎获得了世界上所有纪录片基金的支持，最终融资近百万美元。影片投放后，又获得了包括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和阿姆斯特丹电影节最高奖伊文思奖在内的60多个国际奖项。
拍片子的人都喜欢把融资俗称为“找钱”。有了钱片子才能拍出来，所以找到好的融资平台非常重要。赵琦被国内的纪录片导演称为最会找钱的制片人。他会研究什么样的影片适合什么样的电影节，应该申请哪个基金。他把融资比作打井，选的地方不对，工具不够专业，或者挖得不够深，所有你的努力只能产生一口废井。
2010年底，《千锤百炼》在阿姆斯特丹电影节的提案阐述非常成功，一共有13家机构跟进投资，其中包括arte、BBC、NHK以及丹麦和芬兰国家电视台等八家媒体和加拿大一个基金等组织，这意味着该片不用再为制作经费发愁。《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在回顾2012年国内的纪录片时写道，赵琦的作品《殇城》取得了进入阿姆斯特丹电影节销售榜top10的佳绩。
《千锤百炼》不仅获得了13家国际机构的跟进投资，还是第一部官方意义上的中外合拍独立纪录片电影
不过，即便如此，要维持纪录片的收支平衡并不容易。《殇城》总共投入了约180万人民币，至今还有20万的缺口。“如果不算我的工资，基本算回本了。像当初加拿大公司给《归途列车》投的十万美元，我们是隔了五年才拿到全款的，汇率已经从签合约时的1：8.2降到了1：6.8。”赵琦感慨纪录片是一个高智力投入，低商业回报的行业，“《归途列车》后来还在中国上映，在北京的百老汇电影中心放映了半年左右，然后在全国好多地方做了‘一城一映’，到最后一分钱也没有赚到。”
赵琦的英国老师十多年前教他们时说，“永远不要用自己的钱拍片”。这在中国不太现实。《中国市长》最初的80多万资金都是赵琦自掏腰包的，这也是他的责任。对于一部片子，导演相当于艺术总监，而制片人相当于总负责人。当初，在和《中国市长》的导演周浩签合同前，赵琦提出作品的版权和终审权归制片人。周浩一开始没同意，想了想才答应。
不提前对抗，不放弃沟通
一圈崭新的高大城墙里围着一个拆迁后空荡荡的城市。这个长镜头过后，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打着标语，拉着万人签名的红布，喊着口号：“耿市长，回来！耿市长，回来！……”
耿市长就是《中国市长》的主角，大同古城新建的规划和主持者，前大同市市长耿彦波。以煤矿产业为经济支柱的大同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面临着经济转型的重大挑战。耿彦波认为大同的优势和独特之处在于其1600年的文明史，他想以文化产业为切入点，重塑大同面貌，带动城市经济。如此庞大的社会工程必然有其代价，其中一个切肤之痛就是大同三分之一人口——50万人的搬迁。
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题材的电影。赵琦在国际上推广却遇到了很多阻力，跟英国BBC谈了两年，往来了四五十封邮件。对方始终疑虑重重，认为这是个中共的对外宣传片。BBC也有自己的政治正确。像今年8月他们播出的《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就展示了他们心中的中国教育。
而《中国市长》呈现了更为复杂的中国现实。这个拆迁市长看上去并不穷凶极恶，而且还是那么的敬业：会耐心聆听民众反映的问题，到施工现场要处理建筑商的偷工减料，回到市政府还要面对官僚下属的无能。而底层的弱势群体也并非有着天然的正义，比如某个跪求市长的民众，先要了一楼，得到答应后立马又要求一个好楼层。
最终，赵琦说服了BBC和日本的NHK购买了《中国市长》播出。“我告诉他们，中国那么大，你要为任何一种观点寻找证据支撑都可以找到。我也可以找十个拆迁导致悲惨结局的案例。但我现在想做的不是简单的shout（喊叫）或者cry（哭泣），而是冷静地洞察。”
耿彦波是个强人，他说要在中国当下的体制下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但现实很快给出了答案。电影结尾处耿彦波突然被调任离开大同，新上任的市长有不同的城市发展规划，耿彦波的工程随之停滞和废弃。在离开的汽车里，耿彦波涕泗横流。
一个外国观众看完后评论说：“耿彦波可能觉得要做煎蛋卷就必须得打破一些鸡蛋，但是在做成煎蛋卷前，得打破多少鸡蛋呢？”他还援引了艾略特的一句名言：“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恶都是那些怀着好意的人做的。”
不过，购买过赵琦三部影片的美国公共电视台PBS依然没有同意购买《中国市长》，而这部片子目前也无法在中国大陆公映。
赵琦身在体制之中，也能更平和地对待体制。他长年在央视审片，清楚底线在哪里。拍《中国市长》时，他也动用过终审权来控制政治风险。不过有些模糊地带他也会试着去突破一下。“体制也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并非铁板一块。说实话，如果没有广州铁路局的许可，我们怎么可能拍成《归途列车》？没有耿彦波的信任，我们又怎么可能拍成《中国市长》？”
赵琦说，耐心是拍好纪录片的基础，要有足够的耐性跟拍一个人三五年，不怕没有好故事。
《归途列车》在国际上载誉而归后，想进入国内院线，就得补报手续，申请龙标。他去找国家电影局沟通，结果电影局不仅痛快地给了龙标，还免除了中外合拍片需要缴纳的15万管理费。
因此，在拍摄《千锤百炼》的时候，他们选择事先备案，申请中国和加拿大合拍以便获得更多国际资金。电影局十分支持，并再次减免了15万的管理费。《千锤百炼》就成了第一部官方意义上的中外合拍独立纪录片电影。“一些独立导演从心态上拒绝和官员打交道，甚至刻意避开电影局的审查和修改。”赵琦有着稳定的中产生活，他认为这也是自由创作的前提，“有时候是想象的敌意，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对抗的立场上，对影片的格局并没有好处。日本也会对影片有些硬性规定，比如绝对不能出现青少年抽烟的镜头。在不伤害故事内容的情况下删改掉就是了。”
相信，耐心，活生生的人
55岁的李桂花在汶川地震前就已离婚。而地震又带走了她的女儿、外孙女，还有四个姐妹。只留下一个80岁的老母亲，这成了她生命唯一的重心。她对着镜头感叹：“我觉得我有点看破了的感觉，就觉得挣钱又咋子（四川方言，意为怎么样）嘛，不挣钱又咋子嘛。我们北川有好多（人），钱挣了一百万、几百万的，都塌死到底下去了。”
李桂花在灾后担任临时板房区的社区主任，负责北川新县城的房屋分配，打算搬进新县城后为老人建一座养老院，“获得内心安宁”。结果她分房时给自己多报了3套房，因“滥用职权”被抓起来了，最后被判3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宣判的那一天，有人告诉李桂花，“你妈妈走了”。
李桂花的故事让赵琦作为一位创作者，又一次见证了人性的复杂
这是《殇城》中的一个故事。赵琦从2008年开始跟随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断断续续拍摄了三年，诗意地讲述了真实而又震撼的震后故事。在拍李桂花的时候，赵琦原本担心她的故事太平了，力量感不够，没想到后来她会发生这样的事，甚至连她本人都无法预料。
赵琦为这部作品申请圣丹斯电影节基金时，还将“获得内心安宁”这一条写进了申请书里。资金申请下来了，李桂花却已身陷囹圄。赵琦很吃惊：“经历了这么大的灾难活下来的人，应该很珍惜现有的一切才对，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她就一个人，还需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他跑到看守所，问李桂花对金钱的看法，她的回答模棱两可：“钱这个东西，你说重要也重要，你说不重要也不重要，多就多用，少就少用。”她还觉得冤屈，别人也拿了，但别人是老百姓，她当了个小官，所以就被当典型抓起来了。
这让赵琦很感慨：“曾经的烦恼，哪怕在超脱的一瞬间，最后也还是会回到很尘土的一面。你会对人生有新的思考，就是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它不光是一些表层矛盾的处理，就像电影《云图》中说的，人在不停地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人的本性就是那些东西。你可以坚强，勇敢，导致你很伟大，同时，可能你兼具了贪婪与自私，这是混在一起的。”
与其他几部片子相比，《殇城》的结构更加松散。赵琦加了空镜头来营造一种气氛。其中有个特写是一只螳螂从水里爬出来，像一片树叶趴在一块石头上，它的一只翅膀折断了。赵琦在其中看到了生活的坚强和脆弱，“这些都是发生在生活场里面的一出戏，只是将它catch（抓住）了一下而已”。
而这样一部安静的片子在美国获得了艾美奖的提名，这让赵琦感到振奋。在这个喧闹的世界里，还是有人愿意静下来感受生命最本质的状态。下一部片子，他也许会拍死亡。
其实，无论是市长，还是社区主任，抑或是普通市民，人性都是共通的。赵琦的片子都希望把他们还原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迷恋法国哲学家萨特的文字，欣赏他能把一瞬间的心理变化写成五页纸、八页纸。所以他相信只要有足够的耐性跟拍一个人三五年，都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好故事，发现很有力量的东西。
作者：黄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