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福建有8名持证全职人员
龙沁向记者展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证。记者 石美祥 摄
福州晚报记者 陈丹 朱丹华/文 石美祥/摄
“面对家人的死亡，或许您还有一种选择可以延续他的生命，您是否愿意捐出他的器官？”
这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说了千百遍，却每说一次还需要酝酿很久的话。
2010年3月，我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一职业随之产生。2014年我省开始组建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目前全省持证的全职协调员只有8人。
他们是生命尽头的天使，日日游走于可能的捐赠者之中，只为听到一句“我愿意”。他们让死者身上的器官，在生者的身上获得新生。
“五一”劳动节前夕，记者走近这8名协调员，揭秘这份职业背后的艰辛与悲欢。
24小时开机
全年“在路上”
4月28日，福州总医院一间不起眼的办公室内，记者见到了省卫计委福州总医院器官获取组织的8人团队——吴晨光、龙沁、杨昌城、林钦、吴承耀、池小斌、江哲龙、冯燕，他们平均年龄30多岁。
记者注意到，“90后”杨昌城的头上还扎着针。“我们都是医护人员出身，因为太忙了，平时很难聚齐，碰到的时候就互相帮忙扎个针，缓解疲劳。”杨昌城笑着解释。
“因为人手远远不够，我们把全省分为4个片区，两人负责一个片区。”该组织负责人郑凯介绍，8名协调员的家都在福州，每周一在福州开碰头会，其他时间都在各自片区的医院寻找“潜在捐献供体”，一年到头都在路上。许多医院的脑外科重症监护室外，常能见到他们坐在地上，默默等待与家属交流的机会。
“我们的手机都是24小时开机。”杨昌城说，符合条件的供体一般都是因为颅脑外伤或脑血管疾病而脑死亡的病人。意外发生的不定时性、供体心脏停搏后获取器官的时效性，决定了协调员必须24小时待命、说走就走、分秒必争，一忙起来就没日没夜。
在林钦（左）的帮助下，家属签署了捐献器官同意书。（资料图）
3天不眠不休
完成两例捐献
4月初，35岁的林钦就经历了3天不眠不休的“疯狂”忙碌，在福州、厦门、漳州、泉州之间来回奔波，连续完成两例主动捐献，3天只吃了3顿饭。
“4月3日，我和郑凯从福州到厦门中山医院进行器官捐献宣讲途中，接到漳州市红十字会的电话说，南靖一名15岁男孩因车祸脑死亡，家属有捐献器官和遗体的意愿。”林钦说，她和郑凯立即改变行程赶往漳州，协调签署各项法律文书，一直忙到次日凌晨3点。
4月4日上午，他们如约赴厦门讲课，下午返榕途中又接到厦门市红十字会的电话说，厦门一名31岁装修工摔伤不治，家属有捐献器官的意愿。他们马上掉头赶回厦门。由于事故涉及工伤，林钦多次协助家属与责任方沟通，最终签订了赔偿协议和免责协议，捐献流程才得以进行。而一切完成后回到福州，4月5日都要过去了。
八人每周会在福州开碰头会。
坚持这份工作
需要爱和奉献
林钦说，对一个“潜在供体”的跟踪联系，最短的也要一两周，最长的则要两个多月，还不一定成功，“一般跑10例，能成功的也就一两例，我们已经了习惯了等待和落空。”
吴晨光和龙沁还记得，去年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仙游一名男子脑死亡，家属有意愿捐献器官。他们半夜从福州赶到仙游，遗憾的是，赶到时患者的心跳停止，心脏按压40分钟也无济于事，捐献器官已来不及。
8名协调员告诉记者，对于他们来说，身体的累远比不上心理的累。
“每到一处，都要面对最不好、最悲伤的事。我们总是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以便帮助家属。”已是12岁孩子妈妈的龙沁说。这些年来，她负责泉州莆田片区，总是出差在外，只能把孩子交给丈夫带，“坚持这份工作，需要爱和奉献”。
“对协调员来说，能顺利完成捐献，再累也是开心的。”林钦说。
杨昌城在福州总医院ICU门口等待与患者家属交流的机会。
捐献故事太感人
协调员感动流泪
吴晨光是8人中最早成为专职协调员的，原来是泌尿外科医生，许多尿毒症患者焦急等待肾源的情景，让手术台上的他意识到，器官捐献协调员是必不可少的。他从兼职协调员转为专职协调员，奔走于各大医院，向更多的人宣传和推广器官捐献，并寻找“潜在待捐”对象。
“其实，我们工作的内容不是‘劝捐’，而是‘让人知晓’。我们会在当地医生的引荐下，先和家属沟通患者病情，告诉他们面对家人的死亡或许还有一种选择——器官捐献。”吴晨光说，起初，就连部分医务人员也不能接受他们的到来，家属甚至以为他们是贩卖器官的，而他们只能厚着脸皮想办法争取交流的机会。
令吴晨光欣慰的是，这些年来，经过多方宣传普及，器官捐献越来越被人知晓，也涌现出越来越多感人的捐献故事。
去年，莆田一名女士因骑车不慎，导致自己重伤、孩子脑死亡。为了孩子的生命得到延续，也为了帮助他人不再承受丧亲之痛，她躺在病床上颤抖着签字，同意器官捐献。
看到那个画面，见过无数次生死离别的吴晨光也被感动了，流下了热泪。
今年已“拯救”45个家庭
“今年初以来，8名协调员共协助完成供体捐献16例，包括30个肾脏、13个肝脏、2个心脏，相当于‘拯救’了45个家庭。”郑凯说，2014年我省组建器官获取组织以来，推动并见证了百姓遗体器官捐献观念的转变。
据统计，从2011年至今，我省一共实现供体捐献165例。
“但器官移植的供需缺口依然明显，以肾移植为例，全国每年平均产生30万例尿毒症患者，完成肾移植手术的仅1万例。”郑凯说，器官捐献协调工作未来的路还很长。
下一步，他们计划将器官捐献的知识普及到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校园，并成立志愿者团队，“我为协调员们自豪，但也深知他们任重而道远。”郑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