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破坏性”创新带来的变革

　　中国现在正处于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交汇点上，抓住了就是机遇，错过了就是挑战。

　　今天，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人类社会、计算机和物理世界的三元融合，使信息服务进入了普惠计算时代，只要手持智能终端，随时随地都能获得想要的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是划时代的大事，怎么高估，都不为过。而就在几年前，人们还在计算何时进入普惠计算时代。

　　2008年，IBM的CEO彭明盛在金融危机后对奥巴马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几乎任何东西都可实现数字化、互联化……还有什么信息不能被挖掘、分析、优化、决策到提供一个整体解决方案。这就是“智慧地球”的起始点。

　　同样在2008年，大数据研究和应用开始出现。大数据的海量、多源、异构、非结构化、连续性、实时性、网络结构、精准映射等，几乎就是记录人类行为和物理世界特征的数字写真，无限接近真实世界。

　　大数据被认为是继实验研究、理论分析、计算机模拟仿真之后的第四种科学范式，将取代还原论及传统的复杂性科学。数据处理能力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标志，数据决定成败，大数据的热潮就此开场了。“云计算相遇大数据”，再加上移动互联网可说是信息技术发展上两大技术突破的一个重大交汇。

　　继而又出现了“万物互联”的物联网概念。至此，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便成为一个完整的互联网概念，立即成为人们追逐的一个新战场。

　　作为这个时代的引领性技术，信息技术正在发生看不见止境的变化，其规模之宏大，发展之迅速，令人应接不暇。那个《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作者，英特尔原CEO格鲁夫在本世纪初网络泡沫破灭时曾说：“互联网将重新定义IT”，现实是互联网已经重新定义了IT，并将重新定义各行各业。

　　信息革命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工业革命。各行各业唯有变革，融入信息技术的变革，才能适应时代而生存。就连沉寂了好几年的海尔的张瑞敏在传统制造业在信息化大潮的冲击下，也逐渐回过了神，正如他觉醒道：“谁能把用户带进网络时代，谁就能赢，载体是什么，反而不重要。”传统上认为与互联网无缘的汽车，也开始必须“变身”为智能汽车(SmartCar)。这就是大势所趋，就像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里所描述的那样，这些变化将如压路机那样，碾平一切前进的障碍物。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的陨落就印证了这个进化的规律。联想的杨元庆也说：“谁跟不上时代步伐，谁就是下一个柯达。”

　　做为制造业需要反思的是：制造业越来越跟不上潮流，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在数字化、智能化和互联化上远跟不上信息技术发展，我们的拖拉机仅仅把农耕时代的牛换成了柴油机，仅此而已，仍然是一个没有脑的工具。

　　按目前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势，人工智能终将超越人的智能，《科学》杂志编辑部认为：“计算神经科学已是成熟的领域。”按OECD预测，信息分析与模拟仿真技术和人脑工程将是未来最前沿的技术。无人驾驶汽车、无人驾驶飞机、无人操作工程机械、智能电网……等都已出现，有人断言，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车辆、无人驾驶潜艇将决定未来战争方式。

　　当前，各国对此的反应——美国沃顿商学院的里夫金发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2011年)，及《零边际成本社会》，引起各国政要的注意，但学界的反响并不大。

　　2012年，美国GE的CEO伊梅尔特和美国IT业的精神领袖《连线》主编安德森认为：“这可能是一个生产力革命的焦点”。2012年，美国：《先进制造业战略计划》。2012年，德国：《确保德国未来的工业基地地位——未来计划“工业4.0”实施建议》。

　　2015年中国：实施“互联网+”及《中国制造：2025》。　　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认为绿色能源应是新的工业革命的主线。德国人的工业4.0趋向于未来的智能化工厂，数字化车间，偏传统工业化思维。美国人的工业互联网重产品和服务的智能化和网络化取向，倒没有过分强调过程的智能化。

　　现在，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正在改变着世界。互联网将重新定义各行各业。

　　“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滚烫的热词，甚至有人已经在算计哪些领域由此可能获取的红利。但“互联网+”是一场“破坏性”的创新，过程未必轻松，甚至是痛苦的、对抗性的，但结果是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这是技术、经济、社会相互促进的结果，是“自发秩序”而非人设计的结果，德国的工业4.0和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要力避自上而下的人为主观意愿。

　　“互联网+”是重塑、重构、再造一个产业的过程，不是小打小闹，不是改良，是颠覆，是一场产业革命，因此，必须把“互联网+”提高到产业革命的高度来认识。

　　“互联网+”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一些行业的消失、衰落，职工的失业和新就业机会的产生，如牛津大学的弗雷和奥斯本说：“未来美国20年，全部702种职业中47%的职位将被机器取代”。能否达到里夫金所描绘的“零边际成本社会：物联网，协同分享，资本主义的消失”，目前尚未显露趋势。

　　我认为“互联网+”的定义是：用互联网技术(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以开放、平等、协同、分享的互联网思维改造传统产业、经济与社会，以期达到一个开放的、公平的、和谐的和竞合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与社会。互联网经济的特征是——开放，公众参与，普惠，脱媒，平等，公平，弱化了空间的地理距离影响，削弱了经济活动信息的不对称性，及强化了消费者的主导地位。“互联网+”的范畴该不该全覆盖企业治理?社会治理?经济治理?国家治理?甚至全球治理?

　　而且，“互联网+”也将会触碰到一系列经济与社会的难点和焦点。比如，打破中国经济的封闭产业格局是开放性互联网经济的必然诉求。美国航天局(NASA)原也是一个封闭体制，自己跟自己玩，公众难以插手，但航天飞机退役后，空地运输成为瓶颈，NASA试着面向社会竞争性招标购买运送服务，没想到竟有15家私企参与竞争，中标的龙飞船，即电动车Tesla的CEO马斯克掌控的公司，已成功地低成本地完成标的，并正试图破天荒地回收一级火箭发动机及2017年实现载人。这个变化抵得上一个国家的科技能力。尝到甜头的NASA决定在新的空间站建设中广泛吸收民间参与。

　　不借“互联网+”打破中国封闭的产业格局，中国经济社会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　　平台型的开放式创新是万众创新的必然匹配。考虑到科技资源的配置已全球化，企业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其内生的科技资源而同时取决于其整合社会化和国际化资源的能力，一个企业只守住增值最大的部分孤立地开发产品的时代已成为过去。

　　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取决于其对新技术的整合和应用，而未必都要成为创新的源头。液晶显示(LCD)从科学发现到产业化，历经了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直到最后韩国人坐享其成。而且，这还是取决于三星决策者的企业家精神，而非创新精神。现在，人们早就忘了发现液晶现象的法国科学家。

　　知识及技术外延性(范畴)的扩大，而企业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性，使得创新的外部性愈以显现。从工业化时代内生的、封闭的自主创新到信息化时代联盟式、合作式的协同创新，再到互联网时代无边界、平台型的开放式创新是一个技术发展的规律。因此开放型的创新将是一个主要选择，整合者得天下，单打独斗式的创新不符合科技发展的潮流。

　　那政府要不要干预具体技术的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克林顿政府任上进行的百公里耗油3升车的研究(PNGV)项目，由USCar三大公司牵头，上百家机构参与。经历五年多，不料小布什上任后，就停止了。出于政治意愿，小布什要搞“Freedom　Car”，即把汽车从阿拉伯酋长手里解放出来。主旨是，人类已进入“氢燃料时代”，要搞燃料电池车，当时，我们也跟着跑了一阵。结果，美国人在燃料电池车上并无所建树。因为，技术的发展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政府并不处在市场和技术的一线，手中也没有水晶球，很难充当“赢家挑选者”的角色，光伏和LED的教训尤新，值得探讨一下《中国制造：2025》中政府到底应扮演个什么角色。实践证明，产业方向都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不是谁能确定的。

　　中国制造业应该摆脱一种文化情结，即以生产者自我为中心，以产品为中心，以技术为中心的制造文化情结，建立“以客户为中心”，“以服务为中心”，“以给客户创造价值为中心”的新的价值观，对制造模式和商业模式进行深度变革，抓手就是“互联网+”。

　　“软件定义产品”，硬件+软件+服务一体化是产品发展的方向。我曾经也是一个制造业的从业者，也从来没有想到过，由软件来定义产品和服务，更想不到一个Uber打车软件竟然会导致重塑一个出租车行业。

　　产品与服务的融合是本次信息化大潮的一个特征：愈来愈多的产品其核心价值已不是产品本身而是服务，如手机、电视都被App重新定义了产品，很多制造商被边缘化，也是因为对产品和服务的理解跟不上了。未来，谁将主宰制造业的发展?

　　其实工业互联网的投入，按GE伊梅尔特的提法：“只需很少的生产力，差不多1%的提升，就将为全球带来15万亿美元，相当全部美国GDP的增长”，这并非指工业4.0就是大规模无人化工厂的建设。“工业互联网并不代表一个由机器来运作的世界”，伊梅尔特着这样说。“不要设计机器人，而是培养机器人。”这是利普森的话。过去是人编程，现在让机器自己学习，自己思考。人工智能研究已经两起两伏了，这次来势甚猛。吴恩达(原斯坦福大学机器深度学习实验室主任)认为得益于机器的深度学习能力，他受一句未经证实的“假设”启发——“人类智慧源于单一的算法”，尽管人类的一切决策都是在执行中产生的，但算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是不是凯文·凯利在《失控》中对“涌现”的表述：“大量遵循简单规则的个体交会，会导致整体出现复杂度极高的状态”(如由神经元构成的大脑活动)。

　　吴恩达开窍了，尝试通过人工神经网络的连接，开启人工智能的大门，如果他成功了，他将改变世界。他通过6000台CPU连接，让机器看了两周的youtube，机器竟能识别出猫。

　　总的来说，中国会因“互联网+”而脱颖而出，对人类进步做出贡献。“互联网+”毕竟是对传统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一个颠覆，是以一种软手段获取经济和社会的提升，具深远意义。互联网思维：开放、平等、协同、分享是一种哲理，对全球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企业治理都是普适的。(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