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天更蓝水更绿——福建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纪实
武夷奇秀。资料图片
经济形势严峻，局面复杂。这是中国刚刚走过的2015年。
GDP总量实现2.59万亿元、同比增长9%，继续位居东部沿海前列。其中GDP总量比“十一五”末净增1万亿。这是福建刚刚走过的2015年。
相比5年前，全省单位GDP能耗从0.666吨标准煤/万元下降为0.531吨/万元，降幅达到20.2%，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福建“十二五”单位GDP能耗下降16%的任务。2015年，全省减排目标全面完成，其中：COD减排3.2%（目标0.5%），氨氮减排4.7%（目标0.5%），二氧化硫减排5.1%（目标持平），氮氧化物减排7.9%（目标1%）。同时，“十二五”污染减排约束性任务全面完成，其中：COD累计减排12.4%（目标6.3%），氨氮累计减排12.4%（目标8.4%），二氧化硫累计减排14.1%（目标7%），氮氧化物累计减排15.3%（目标8.6%）。“十二五”时期，节能减排任务全面完成，森林覆盖率从63.1%提高到65.95%。
“十二五”以来，福建省通过实行财政奖励、差别电价等政策，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福建省提前一年超额完成工信部下达的“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
经济要发展，环保要守紧，“福建模式”日渐成型
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与路径，折射的是对发展的认识怎样。
“山清水秀但贫穷落后，不是美丽福建；殷实小康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同样不是美丽福建。美丽福建，应当是‘百姓富’与‘生态美’的结合。”福建省委书记尤权如是说。
时针拨回21世纪之初，其时的全球各地都还沉浸于对新世纪未来发展的憧憬，而刚刚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阵痛之后的福建，也涌动着迎接新一轮快速发展的渴望。但其时的福建面临的是一种怎样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呢——人均耕地全国最少，自然灾害交替频发，而传统工业发展之下伴生的污染、酸雨等问题使得全省环境承载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世纪之交，风云激荡。福建省决策层在全省提出“任何形式的开发利用都要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进行，使八闽大地更加山清水秀，使经济社会在资源的永续利用中良性发展”。为此，2001年福建省政府专门成立了生态建设领导小组，开始了有史以来福建最大规模的生态保护调查。一个名为“生态省”的战略构思，逐渐浮出水面。
尽管从改革开放到世纪之交，福建经济总量增幅取得年均13%以上的增长，但作为一个此前国家几无一分投入的后发之省，到2000年时福建GDP总量仍不足4000亿元、财政总收入不到370亿元。“以这样并不算雄厚的实力却制定如此庞大的战略规划，的确显示了福建决策层对于生态建设的远见卓识。”时任福建省社科院院长、曾参与“生态省规划纲要”设计的严正告诉记者。
此后的15年至今，福建高层先后历经多任班子，始终推动福建生态文明探索——2006年4月，省政府下发《关于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全面推进生态省建设；2010年1月，《福建生态功能区划》正式实施；同年6月，福建省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2011年7月，省政府下发《福建省“十二五”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专项规划》；同年9月，省政府下发《福建生态省建设“十二五”规划》，明确到2015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重大进展，生态省建设主要目标基本实现，率先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14年，福建被国家批准全国第一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率先在全国探索流域生态补偿；率先在全国实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率先在全国推行海域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成立全国首个省级生态环境审判庭；对污染治理不到位的地区“环评限批”；挂牌督办300余家环境“问题企业”……至2015年底，福建已连续37年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水、空气、生态环境全优的省份——至2015年，12条主要河流水域功能达标率98.1%，三类以上水质比例9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30个百分点；23座城市优良天数比例平均99.5%，厦门、福州二城空气质量分列全国第二、六位。
从去年开始，蔡娜娜的每天工作内容又多了一个项目：巡河。蔡娜娜是福建省新型城镇化中“镇级小城市”试点镇——晋江市安海镇副镇长。她所巡的河叫坝头溪，是安海镇境内最大的河流，全长11公里，也是晋江市市级重点整治的15条河流之一。
晋江是福建第一强县，安海在去年首度被评为全国百强乡镇中福建省第一名。两个第一“撞”在一起，经济发达自然不用说了，可工业污染的压力也陡然加强。“现在早已不是‘只管发展，不管污染’的年代，做不好生态同样是一票否决。”安海镇镇长唐春晓告诉记者，不仅每个镇级领导都同时兼任“河长”，而且溪流经过的村居，村（居）主任也同时担任河段长，镇里还成立了工业污染整治、农业污染整治等8个专项整治组，一天一检查、一月一例会。
2015年11月，晋江市通过“国家级生态市”验收。经济强何以又能环境优呢？“福建模式”的答案就是：政府必须要当好生态文明的守门人。而这一职责的变化，其背后也正是一场环保监管体制的改革。
作为全国首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福建省探索环保监管由督企向督政转变。2010年，出台环保监管“一岗双责”；2014年，全面推行“河长制”，由副省长担任重点流域河长；2014年，建立每季度环保督查会，把各设区市突出环境问题纳为省政府季度经济分析会三项主要议程之一……
“督企”转“督政”，转变的不仅仅是环保部门的环境监管思路，更是对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的一个考验。套上“金箍”，逼出创新来。2015年1月15日，泉州市历史首场排污权交易正式启动。来自晋江的3家陶瓷企业和1家皮革企业共购买了9吨二氧化硫和28吨的氮氧化物，交易额80余万元。据晋江市环保局介绍：仅陶瓷行业，晋江市就已先后关停了50多家，由此也为全市积累起500多吨化学需氧量、880多吨氮氧化物、580多吨二氧化硫的储备。对于政府而言，拍卖所得，政府将进一步用于治污投入；对于优势企业，这是用治污“换”产能，让良币“吃”劣币。2013年，晋江万元GDP水耗53立方米，低于泉州1/5、低于全省1/2以上。
市场为主导、行政为监督。为进一步开发排污权金融属性，拓展交易形式，福建省环保厅会同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出台了《福建省排污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试行）》，会同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相继出台了《福建省排污权交易规则》《福建省排污权电子竞价交易规则》《福建省排污权租赁管理办法（试行）》，推行排污权抵押和租赁这两项金融产品，保证交易的规范有序。
据统计，至2016年1月底，福建省已成功集中举行26场交易会，349家企业达成了841笔“排污权”交易，总金额达1.5亿元。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4项污染物排放权平均交易价格，超过了初始排污权有偿使用费标准的5至8倍。
与历史以往的文明形态最大的差异，生态文明是花钱买不来的、也是借不来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建。2014年，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对全省34个县取消了GDP考核，取而代之的是考生态、考农民增收。
革命老区龙岩依靠丰富的石灰石资源，曾是福建全省水泥产业第一大市。可发展的同时，代价也是惊人：仅龙岩中心城市规划区内的工业粉尘达每立方米450克，是国家标准的3倍！每年约有8650.2吨水泥粉尘飘落城区。
产业不能丢，但生产要改变。恰好龙岩也是福建煤矿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经过当地科技人员的创新，他们创新出将热大于1000千卡/公斤的煤矸石混用在水泥生产中的新型干法水泥新工艺，结果每吨水泥减少了20%以上黄土用量、节煤燃烧30%、成本下降2.5元。与此同时，他们还不断淘汰落后小水泥，仅“十一五”至今，龙岩累计淘汰小水泥超过1500万吨，全市大型环保水泥产量却反而增至3000万吨以上，占全省一半以上。
这还不是最神奇的。老区群众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除污的层面。沿着这条线索，龙岩市委、市政府还大力支持鼓励除污从行动变行业——龙净环保公司由此生逢其时。专业致力于大气污染治理领域的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凭着一张“科技胃”，专吃“污染饭”。龙净一马当先，带来了龙岩环保产业万马奔腾。目前龙岩已成为福建省环保设备研发制造最集聚的地方，全市环保装备产业集群产值达到百亿元规模，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环保产业基地之一。
“政府引导+市场机制”是催生环保产业的一种手段，“政策限制+金融控制”又是倒逼企业形成文明生产的另一绝招。2010年建立环保准入制度当年，福建就否决了24个投资项目。为落实约束政策，福建还实施脱硫电价同电力企业脱硫“三挂钩”、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运营费同处理效果挂钩等政策，并建立了由住建、执法、国土、工商、银监、供水、供电等经济管理部门参与的联动执法机制，变环保部门单独执法为联合执法。近年来，还从银行信贷源头倒逼企业改变发展模式。
泉州是福建民营经济最为发达之地，自然也是承受企业转型发展任务重地。为了彻底遏止当地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盲目发展，从2007年开始，泉州市政府就和环保、银监等部门联手开始执行“绿色信贷”政策。为此，泉州银监部门将全市3000多家企业的评级信息纳入征信系统，其中还特别增添了一项环保信息记录，以此作为当地各商业银行信贷审核必考之项目。
2014年底，福建省环保厅又出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积极推行重点污染行业和企业强制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在环境公用设施、工业园区及开发区、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和政府购买环境治理服务等领域开展试点。2015年全省28家企业签订投保协议，保额金额将近4000万元，累计向辖区内银行机构提供环保信息2300多条，被采用1900多条，累计收回、否决、压缩银行贷款近15亿元。
截至2016年初，福建已建成两个国家级生态市、10个国家级生态县、519个生态乡镇，8个市（县、区）被列为“国家生态文明试点地区”。2015年和“十二五”国家下达的减排目标全部超额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