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姚中秋等：文明复兴要警惕激进主义

导语 7月18日晚，在“法政文丛·治道文丛”新书推出之际，腾讯思享会和北航高研院联合主办活动，探讨“法政秩序与文明复兴”。虽然对于文明复兴是否为激进主义，几位学者各执一词，但对于防止极端化则普遍表示认同。  [全文实录]

陈端洪（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学宪法要学政治变化的基本原理，政治跟气候一样变来变去，要有一个结构性的东西，不懂气候变迁无法制定这个制度。制定有几个要素，跟排八卦一样，把政治中考虑的要素编成几个东西，然后有一个规律在那里转。西方人在启蒙运动时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那时候写的都是今天讲的法政原理。过去讲法学，中国好像只有刑法，但作为政治体这么多年下来，没有一套宪法原理还得了？一条船弄了几千年，造船的不懂得造船的原理怎么可能？所以我觉得，政治宪法学是得做一点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东西。比如两口子相处，吵完架以后，互相不搭理，可过两天又好了，这不是一个理论模型，而是实践政治。我觉得中华民族可能最聪明的就是没有政治哲学，从来不把政治想透，不会追求一个绝对的东西，所以我们的政治总是拖得过，再差的时候也能忍着，慢慢就又活过来了。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办人）： 姚中秋你认同这种说法吗？简直是直接颠覆你的观点，政治完全没有想通而且也不想通是最高智慧。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我觉得他说得有一定道理。中国对于政治不会追究原动力、原理。西方人受神的影响太大，有神一定有一个终极的解决办法。中国人认为，不是从神创生开始的，但生生不息。船在海上飘，但船在海上生长，不是死的木头，而是活的木头。那追求的原理究竟是什么？中国人做了，但没有去试图讲清楚。这也许是哈耶克讲的默会的知识、实践的知识。英国人把他们自己的政治讲清楚了吗？没有，他们也是讲究实践的智慧。法国人、德国人倒是把自己的政治原理讲清楚了，所以他们的政治失败了。

回到我书里用的字上——“道”。“道”不是原理，不是起点，也没有终点，就是一条路，不知道从哪儿走的，生下就在这条道上，往前走，我死了，这条道还在，我的儿子、孙子接着往前走。所以我们要从“道”理解中国政治，包括文明的生命、中国人的生命。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办人）： 如果说这个世界就是19世纪之前的那个话，可能你的说法还是管用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等值的文明跟我们对冲。但19世纪初，中国祖祖辈辈受惠于“道”的子孙，有一天早上起来发现这个“道”有点问题。事实上也是这样，100多年前我们为该怎么走这条路，该从哪儿出发，开始焦虑。激进主义100多年来以来如此盛行，以致于到今天还在消化这个苦果。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我觉得刘苏里说的问题非常重要。最近这几年我特别强调“早期现代”，为什么？因为“古今之变”。“古今之变”虽然在100年前曾提出过，但一直没解决。当时他们把西方最新的、最盛行的、最是大家所认同的东西拿过来，认为这是“今”。实际上，这个“今”在西方有一个重要的阶段，早期现代和中晚期现代。早期现代是西方现代制度、现代文明或者你说的“道”的关键所在，也是现代和古典撞击接榫的关键所在。你把现代的东西直接拿过来，似乎有接榫，这个接榫就是古典的东西比较差。无论是俄国的社会主义，还是当今西方美国这一套东西，都是当时的思想家们把西方当代东西拿过来，但没有看到西方现代的发育是从15世纪逐渐演变过来的。

我认同刘苏里说的，没有现代转型，这个大船似乎也能过。这个大船它优良吗？未必优良。作为现代人来说，对于古典的东西也不能浑浑噩噩，应该追溯它里面的是非、优良与否。我总觉得应该重新追溯古典原理的新生命，或者某种意义上说它有重大缺陷。这点上我跟姚中秋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认为古典那套原理不但解决中国当今的问题，而且能解决中国未来的问题。第二，他对中国传统的东西基本上是用经学的办法解读，而缺乏史学的演变，他那套历史是理想中的历史，现实中缺乏支撑。

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我不可能同意你的判断。我们很难一下子要求他做到这么完满。他能把历史演进当中的儒家原理，做一种动力机制的原理描述已经相当了不起了。下一步，在每一个朝代、在具体的政治衍生中，把张力充分地呈现出来，当然是“经史双张”的格局，姚老师还年轻，可以慢慢弄。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你们俩大致上是一致的，都是对于“亘古不变之道”的当下有效性提出怀疑，我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这里面涉及到历史观。在西方人思考方式中，强调断裂，死亡然后重生。“古今之变”在他看来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什么都变了，但我仍然相信中间保持着非常深刻的联系性，否则无法理解联邦党人自己设置的宪法。

中国向来相信“生生不已”。回头看中国文明，在过去岁月中遭受的挑战或者冲击，不必近代遭受的小。比如，佛教对中国文明的冲击非常深刻，隋唐两代的皇帝都是佛教徒，立国的根本精神是佛教，整个儒家基本瓦解，而且不仅仅是从观念、思想，还有组织方式，家庭生活方式。我说这个故事的含义是什么？我们还活过来了，活过来后就有了宋代儒学的兴起。这个兴起就回到了高老师讲的问题，回去并不是要复古，而是“推明治道”。“推”并不是我要把它直接拿回来，而是要“推”而“明”之，“明”是阐明它，用我们自己的知识来阐明它。我们有自己的处境、自己的问题意识，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前人所没有的知识。所谓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中国人对于生命、世界、政治的一种理解。正是在这样不断地“推明”的过程中获得新生，这个新生是原来生命的自然生长。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办人）： 我们现在为什么提“复兴”？是因为我们富强了，先不去论富是真还是假。如果在一个常识性的场合下，富强是什么含义？我有钱我就有话语。钱和知识之间有什么关系？权和知识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中国文明的复兴，是不是新激进主义的表现形式？

陈端洪（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个有钱的人最怕别人说他没有文化，最怕没有话语权，最怕自己说出来的话显得档次低，所以中国有了钱以后，马上找到“文明”一词，肯定就有秋风这类先生会告诉你，我国古代很辉煌，这很正常，这是第一点。

第二，“文明复兴”未必是激进主义，但中国有一个激进主义的关没有闯过去。香港人是在所有中国人当中，性格是最不激进的，最保守、最懂得节制的，是求保命的，可是现在越来越激进，极端化、民粹主义越来越厉害。由此可想到，整个中国大陆还有一关，这一关如果给到某个时间，有某个机会，那个激进是我不敢想象的。所以“文明复兴”是不是激进我不敢肯定，但中国肯定有一个大的激进机会，老天爷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发一次疯。

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我不认为“文明复兴”是激进主义。如果放在现实语境下讲激进主义，在香港追求民主化过程中，走战争一条路线是极端路线，想要依靠西方一套自由主义教条，然后推动民主化，希望马上出现巨变，这是激进主义。但文明复兴思维下，不可能出现激进主义。因为儒家思维它是保守化的，它保守是什么？不是保守权贵、政治，而是依据某种文明政治的原则来克制对于权贵政治的激进化处理。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办人）： 既然这样，那在什么意义上讲“文明复兴”这件事？今天的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复兴是什么东西，复兴什么根本不知道，还用“文明复兴”这四个字概括。恰好说明“文明复兴”是激进的，有钱以后要表达我们和别人的不同。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现在提出“文明复兴”，语境首先是政治的，文明说起来是文化，但背后的推手是执掌政治的。执掌政治的为什么提出这个东西来？是为了要有一个独特论，要处理一种别样形态。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通过“文明复兴”的提出，掩盖、抵销甚至弥合社会政治与法律层面中最日常解的决方式，用文明化解政治，话曰“政治与法律的独特性”。从康有为的政治儒学、公羊经学走下来的一直具有这种激进色彩，甚至姚中秋身上也有这种激进色彩，蒋庆提倡保守主义，实际上他也非常激进。本来“文明复兴”是一个好词，但是在现代的语境下是激进的，恰恰与中国传统文明在本性上有所对立。所以我说要保持警惕，就在于这里。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为什么会有“文明复兴”的现象？不是因为执政者提出了这个概念。如果说费孝通也是一个执政者，我们就没得讨论。蒋庆在提出他的政治儒学时，也从来没有找过深圳市的官方儒学机构，还有民间的读经，王财贵他们每一分钱都是来自于民间社会的志愿者。所以国学是怎么复兴的？雷颐写了一篇文章，我看了非常不舒服，说国学复兴是共产党倡导的结果。孔子像三年前到了天安门广场的边边角角，100多天后离开了，谁让他离开了？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办人）： 那谁让他来的？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你说到了根本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中国文明的复兴是这个国家整体的努力，而不是执政者为了维护他的权力做的事。因为他也看到了这是大势所趋，如果要维持政治秩序的稳定只能顺乎民心、顺乎民意。回到富强与“文明复兴”的关系，我同意陈端洪的解释，是一个文化深层的焦虑，通过文化的回忆解决自己文化身份的焦虑。那为什么到了富强以后才会非常明显？道理非常简单，当你不富强时，GDP还是世界第12时，怎么可能有这种焦虑？尤其对于精英来说，我们的文化身份就是在我前面那个人的文化身份，日本在我们前头，我们信日本那些东西，法国在我们前头，我们信法国。中国富强以后为什么这样？因为前头没有别人，不能不自己找方向，不能不自己走路。自己的路怎么走？只能回头看自己怎么走过来的，不仅是从个体的文化身份角度，而是从国家的秩序、演进的角度。

第二个问题，普遍与独特性问题。当你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排站在一起时，一定不会把它的“道”当成自己的“道”，这是最自然的。到了这个时间，会对原来所相信的普遍性有所怀疑，为什么你的是普遍的，我的不是，可是我现在过得不比你差很多。从严肃的理论角度来说，需要对普世价值做一个反思，我们除了有普世价值，儒家毫无疑问有普遍主义的思考方式。儒家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案，绝不是说为了让中国独特，一定说一个普遍的解决方案。那这就会有一个问题，比如高老师、刘老师也在谈普遍，但你谈的显然跟我谈的不一样，这就有问题，这两个“普遍”谁是普遍？至少你讲的是从西方而来的“普遍”，如果我们相信有普遍性，一定会相信这个普遍性是适应所有人的。现在大家都在想起源于西方的那种普遍性是普遍地适应于每个中国人，那为什么不倒过来想，起源于中国的普遍性同样也适应于西方人，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一个道德上的理由？

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高老师说的担忧我非常能够理解，对于政治势力利用“文明复兴”的阴谋论想法。政治化儒家被权力所干预，被权力所利用。在这点上，您的担心是必要的，在儒家复兴中对此有警惕，但不是全这样。但另一方面，什么是“文明复兴”，我们今天一定要穿汉服？写的正字才叫“文明复兴”？的确有这样一种原教旨，但并不能代表现在儒家复兴的大多数人，大部分儒家是清醒的，和西方普世的自由、宪政、民主有一个对接的努力。要防止被叫得最极端的声音把持，有些人会把价值上的自由民主说成是猪狗。所以还是公共理解上的弊病，要么把西方神圣化，要么把自己搞得特极端化。如果中国社会被这种力量所劫持，以后没有好日子过。香港情况也是，要么被国家主义一派劫持了，要么被民主派、民粹派劫持。我们要具体的分析，不能笼统地说是激进主义。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我只是提醒不要激进化，我们要生活在真实的感觉中，如果中国目前抛开那种大家被蒙骗的感觉，那离我们所说的正常的文明生活差得很远。我们要警惕野蛮化，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强权势的嚣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两块我们都要警惕。这时候谈我们的普遍性要推广到世界，仔细地想想，你是否具备这样的资格？要在解决这两个问题之后，才能够踏踏实实、真真正正的使东海、南海都归入大海，西方之道、中国之道都是统一之道。问题在于我们不能被自己所看到的幻想所欺骗，但往往有些人会被欺骗。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办人）： 所谓“文明复兴”，事实上是各方一派，各有各的章法、各有各的主意、各有各的纲领。我们可以看到遍布全世界的孔子学院的滑稽性，也可以看到在政权主导下的以“中国梦”为火车头，后面带着是“文明复兴”的车厢，包括姚中秋和任锋的努力，对儒学的复兴，这点我是完全赞同的，总比野蛮化要好。但是，我们确实也看到，当你说“我们儒家”时，可能你这个概念中的儒家是激进化文明复兴语境下的一个。你们为的是寻找在精英阶层内达成广泛共识的一条路，当然朝着这条路走的人可能很少的，为此你们更要努力，而且不能走偏了。有时候人是谦谦君子，但吵架的情境把你带进去后，跟野蛮人差不多，必须即刻要战胜你。这时候跟我们看到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一样，前场发球到中场传递都没有问题，甚至到禁区前的分脚配合都很漂亮，可球就是踢不进去，为什么？技术动作有问题。我相信你们都是把球带过了中场，到了禁区，而且小范围的传递非常漂亮，但我不想看到最后临门一脚技术不行。

历史观中西有别，推动力上下有差，无论是偏好西方的断裂感，还是赞成中国的生生不已，无论是政权主导，还是国民需要，文明复兴都要警惕激进主义的裹挟，防止极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