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妻书》:情动百年 流芳两岸
林觉民的《与妻书》曾入选两岸教材,是国人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的情书和最感人的遗书。这封既是遗书也是情书的家书,一百多年来让人们倾情诵读,缱绻不已。近日,海峡姐妹杂志社采编室主任陈碧做客省图书馆“东南周末讲坛”,与读者分享《与妻书》承载的福建文化、福建人风骨与精神传承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福州人,陈碧近年致力于地方文化的挖掘与整理。她说,《与妻书》这封感人至深的家书,文如黄钟大吕,情如杜鹃啼血,呈现出让人敬佩的家国情怀。生与死,家与国,爱与死亡,二者之间只能选择一种,选择哪一种都是情感上的悖论,都是人性人情中无解的大难题。所以《与妻书》很有看头,也深入人心。也由此,林觉民成为人们心中铁血柔情的英雄,而陈意映,这位从未走上社会的女性名字,成为千万人反复诵读的芳名。
《与妻书》写作缘由
1911年辛亥广州起义之前,孙中山曾领导十次起义,皆以失败告终。
1911年春,黄兴、赵声在香港筹备广州起义。留学日本东京的学生所组成的同盟会第14支部(即福建支部)开会研究,决定由林文去香港参与筹备广州起义事务,派林觉民回福建策动响应。林觉民突然归来,他的嗣父感到惊异,一再追问原因。面对家人,在明知大概率要牺牲的情况下,他不能实情相告。林觉民这次回闽,就是动员、选拔发难人以及后期策应。志士们踊跃响应。好友冯超骧也积极报名。冯母刚去世不久,其父又病危,林觉民劝他留在家中护理父亲。冯超骧竟拔剑而起:“吾意已决矣,国事公也,家事私也;吾爱父之心,何尝不百倍于常人,顾此时当舍私从公。”其父亦从卧榻上强起说:“儿此去,为国努力,勿以吾为念。”其妻也在边上发誓:“君趣去,万一不幸,三月而后,苟无音耗,妾当投缳相从于地下。”冯超骧当即阻止妻子:“此决不可,家中上有老病之父,下有稚弟,我死罪已不可逭,卿若复尔,则仰事俯育,托之谁乎?”在场的人包括林觉民都感动得流下眼泪。这件事也是后来林觉民要写下遗书的原因之一。他生怕陈意映也如冯妻一样,如果自己举义牺牲,她也必将殉情。
林觉民一行去香港,转广州。在船上,林觉民对郑烈说:“此举若败,死者必多,定能感动同胞。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为救国惟一之手段,不可一日缓,特畏首畏尾,未能断绝家庭情爱耳。今试以余论,家非有龙钟老父,庶母幼弟、少妇,稚儿者耶?顾肯从容就死,心之摧割,肠之寸断,木石有知,亦当为我坠泪,况人耶?推之诸君家族情况,莫不类此,甚且身死,而父母兄弟妻子,不免冻馁者亦有之。故谓吾辈死,而同胞尚不醒者,吾决不信也。嗟呼!使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克复神州,重兴祖国,则吾辈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宁有憾哉!”当晚,他们同宿在滨江楼,林觉民无法入睡,冯超骧别父别妻的场面一直在他眼前出现。他在别离亲人时,因为他们还蒙在鼓里,所以生离死别之痛,唯有他自知。他很难想象,如果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突然失去儿子,失去丈夫,又没有片语只言的解释和安慰,老父与爱妻将何以活得下去。所以,当晚他分别给嗣父和妻子写诀别书。
这一夜滨江楼的灯光遂成为永恒。拂晓,他将绝笔书托付友人:“我死,幸为转达。”
尽见缠绵恩爱,又见志向怀报
陈碧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两封信分别是《禀父书》和《与妻书》。后一信已成为海峡两岸中小学语文教材,流传甚广。
《禀父书》写在英文作业纸上,文曰:“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寥寥41个字。从书法角度看其落笔处,情感饱满浓烈,纸窄恨长,分为七行,前数行写得慷慨激昂,第七行“大罪乞恕之”悲情毕现,余音缭绕,仿佛情绪的悲愤纠结。
《与妻书》则选择了日常的、带着体味的一方手帕作载体,字体异样地平静,尽见缠绵恩爱,又见志向怀报。
“意映卿卿如晤”,刚开始的字迹如许平静工整。他“抱定必死的决心”,写下“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阴间一鬼”。在强烈的悲愤情绪中,他仍努力控制自己,线条平铺,仿佛在积蓄力量,要把信中所要说的事与情娓娓道来。所以前几行,每个字的勾画都是清晰的,包括“为天下人谋永福也”几字,更显坦荡明亮。
第9行开始作回忆语,回忆夫妻两人对话“谁先死”的问题,以及“入门穿廊”“又三四折”的后街之屋里的双栖楼,以及与妻在冬望日前后恩情种种,笔底墨行处,婉转流丽,深情款款。“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一行,笔下忘情,每个字比前面的都大起来,让这行的空间宽大起来,似乎让情感再度有个流动的转圜场所。
“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一句,“悲”字“心”底哭泣,有“摧心肝”之痛。“诚”字写得稳重凝练,有忧伤,有温暖,还有在回忆中的沉溺。
第18行,“第以今日事势”起,回忆破灭,语速一变,字速也一变。情感的把握渐脱离了最初的淡定,下笔便恣意、仓促、快速了,字速渐渐加快。考虑到方帕的宽长容量,而要表白的还有千言万语,饱胀得要裂开的感情只好在笔墨里收缩,行草交错。
陈碧说,文中因有涂改数处,一般断定是保留书写者最初的自然状态的墨渍笔痕,也因此被认为是书写者不经修饰的即兴创作。
惆怅悲伤,不失“诗意”
陈碧说,林觉民性情是当遇知音时,则“雅谑间作,涉口成趣,一屋倾倒”,可见是开朗的有趣之人,生平(可惜只有24年)“好游山水,幽踪胜迹,历访无遗”,他曾是福建《建言日报》主笔,可以说是豁达而有诗人情趣的。像他这种气质和修养的人,文章或许是他另一种层面的寄托。惆怅为文,悲伤下笔,甚至可以说信里的文字相当“诗意”,这里写的是一个有家有室,既温柔又慷慨的男人——向亲人流露内心的思绪。惆怅或忧伤,并不总是灰暗与消极,也不会是豪迈和昂扬的对立面。在《与妻书》中,它们反而使豪迈更为深沉,也因此,一个立体而丰富的林觉民才呈现于历史烟云中。
这封信不论是文本上,还是每一笔书写,都充满了惆怅,如古人评书所云:深情绵渺,寄托深远。如果不读文字,光是当作书法作品,特别是前半部分,风格显得宁静与平和。因此,这不禁让人揣摩,在起义前三天,要写《与妻书》之前,林觉民一定打了又打腹稿,包括这封信的承载物方帕,都是事先想好的,用自己最常用的、贴身相随的手帕。这手帕有着私密的意义,私密的情感,也许还有着私密的“体味”。
陈碧说,方帕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戏剧中出现时,常是传情达意的“媒人”。《与妻书》是典型的文人的文字,内容也有着革命家情怀下文人式的缠绵。对林觉民文字的点评还有作家苏雪林,她认为林觉民的文字深受翻译家、文学家林纾的影响。“一篇《与妻书》,自上世纪初以迄于今,又曾经让多少热血青年,遥望黄花岗而‘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此文让她“一见钟情,莫名感动”。这封家书入选两岸教科书,自有其文学意义与社会价值。
那一方手帕,虽何其软柔,但一经承载这些光辉照人的文句,变得可以立成一座丰碑,嵌入人们的心灵。
起义失败后,林觉民被捕,后从容就义,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共和,民主,民权,这些名词已经在林觉民和其他黄花岗烈士的无数举动里变成了动词。(林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