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状告获胜不能仅仅是个案

吴春霞因为家事和村务纠纷上访，被当地视为维稳对象，进而“被精神病”132天。出院后，吴春霞决心为“被精神病”讨个说法，状告周口市公安局行政违法。昨天，河南省高院对此案做出终审判决，认定公安机关将吴春霞送往河南省精神病院，没有相应的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属违法。（5月22日《京华时报》）

于我国国情而言，这已经是一个难得的结局，尽管是迟来的正义，至少给人以希望。值得注意的是，吴春霞“被精神病”状告获胜，有三个大背景：首先是信访制度改革悄然进行，各级政府各种违法的维稳方式在减少，包括不惜以精神病名义打击上访者的刚性维稳方式明显下降；另外，《精神卫生法》于2013年5月正式施行，对精神病人权益的保护，以及对“被精神病”问题的关注前所未有；同时，近一年多以来，各地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司法纠偏。

应该说，吴春霞已经算是幸运的了。但判决获胜，还谈不上事件的圆满处理，也还远远不够，相关责任人还应该被严肃处理，受到应有的惩戒。如此，正义才能得到伸张，也才能给相关部门和人员以警示。更重要的是，一些地方政府打击公民上访、进而公民“被精神病”的问题要从根本上得到制止。

长期以来，我国的精神病认定、收治制度都存在着巨大缺陷，认定、收治局面十分混乱，这不仅威胁到公共安全，也使得每个人都面临“被精神病”的风险。一些地方打击上访，让上访者“被精神病”的问题多年待解，引发的社会矛盾十分突出。于此而言，《精神卫生法》立法规定精神病患者住院治疗需自愿是一个进步，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细化的规定和司法救助配套。正是因此，如果对公权力部门的行为不能有效监督，对是否患精神病、是否有必要强制收治的认定无进步，公民权利被侵害的可能就会很大。

不少学者曾建议，应该为有异议的病例引进一个法律监督的机会，以此减少“被精神病”的几率。遗憾的是，《精神卫生法》最终未予采纳。如专业人士所言，不经法律的正当程序就剥夺或变相剥夺患者自主权，是自二次世界大战《纽伦堡宣言》后，医学伦理的大倒退。可想而知，如果“危险标准”的认定程序和病人自主权得不到保证，也就很难杜绝““被精神病””。这不仅仅适用于上访可能“被精神病”上，其他任何个人或权力机构都有可能滥用。

当然，精神卫生立法再完备，徒法也不足以自行。何况首部《精神卫生法》还有种种缺陷。精神病本身不可能靠一部立法就能真正终结，历经数年，精神卫生立法空白至少得以弥补。不过，就目前的制度环境和现实而言，完善精神卫生立法是基础性工作，如果没有立法，落实（疑似或被）精神病人的诉辩权，保护公民权利，避免其被监护人和医生随意摆布就没有足够的法律支持。

权力部门伤害公民（如上访）让其“被精神病”，本身不可能单靠《精神卫生法》解决。最重要的是，必须对权力部门让公民“被精神病”的行为付出代价，让随时可能出轨的权力受到足够的监督和制衡。如此，公民才不至于因为维权“被精神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