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疑似真凶王书金:多活等于多受罪
“有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叫聂树斌,你认识吗?”
“不认识。”
2005年9月,律师朱爱民告诉王书金,聂树斌被认定为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的凶手,被判死刑,已经执行了。
王书金突然抬头,怔怔地看了朱爱民有5秒钟,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接着,陷入沉默。
几分钟后,他说:“这是我干的,怎么把别人给杀了?”
身背数起强奸杀人案,王书金在当年被警方缉拿时,就给自己判了死刑,并交代了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
但这起发生在1994年8月5日的奸杀案,21岁的聂树斌被认定为凶手,于1995年被执行死刑。
一案两凶。王书金的命运从此与“聂树斌案”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被判了死刑的王书金,在高墙里度过了11年。
有人说,他把聂树斌的案子揽在自己身上,是为了多活几年。王书金说:“多活等于多受罪。”
“多活等于多受罪”
“为什么石家庄西郊玉米地这起案子不认定呢?”这些年,王书金与辩护律师朱爱民见面时,一直问这个问题。
河北邯郸磁县看守所,9张床位的监室,王书金住了快四年。
他一直“过得不错”:能和公安局长、看守所所长、医生直接对话;想吃什么可以和看守所所长直接反映,还能吃上别人吃不到的方便面和火腿肠——因为案情特殊,他被特殊对待。
“前一两年,他一度吃得虚胖,看守所的干警提醒他要节食”。朱爱民说。
今年4月,最近一次会见,他发现王书金瘦了,除了血糖有点高,没有其他毛病。
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看电视,看守所里的大部分时光,王书金都用来等待一个结果。
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院驳回他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处其死刑的判决。不久,该案进入最高法进行死刑复核。
朱爱民明显感觉到,拿到死刑终审判决后的半年,王书金的心态相对平静。
但最近两年多,隔段时间,朱爱民就会接到看守所的电话,说王书金情绪波动,坐立不安。
认识王书金11年,朱爱民知道,他性格内向,坐立不安是表达焦躁的方式。
王书金曾跟朱爱民说,原以为死刑复核在2015年走完程序,没想到至今没个结论。这让他“心里没有底”。
王书金另一位辩护律师彭思源也表示,今年1月他见了王书金,其精神状态不好,有些消沉,一直重复“拖的时间太长了,受不了了”、“还不认定,怎么回事?”
三个月后,王书金问朱爱民:“光说延期,也没说啥原因。我认为这是拖时间。”
朱爱民告诉他,有人说他把玉米地奸杀案揽在自己身上,是为了多活几年。
王书金立刻反驳:“他们真的不知道,我多活等于多受罪。”
“怎么把别人给杀了”
2005年9月17日,河北广平县看守所,朱爱民第一次见到王书金。他跟朱爱民说,自己给自己量了刑,肯定死定了。
黑瘦、木讷、眼睛里没有一丝灵光,口音很重,沟通要靠翻译:这是朱爱民第一次会见王书金的情形。
他告诉王书金,聂树斌被认定为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的凶手,已被执行死刑。
王书金说:“这是我干的,怎么把别人给杀了?”
2005年1月18日,在河南荥阳警方一次治安排查中,王书金被带走。随后他交代,自己在1994年11月至次年农历八月先后作案6起,其中4起强奸杀人案,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是其中之一。
当时,聂树斌被判死刑并执行已经过去了十年。
2007年3月,邯郸中院一审宣判,王书金犯故意杀人罪和强奸罪,判处死刑。
让他奇怪的是,他供述的玉米地奸杀案,没有被认定。
王书金不服,上诉至河北高院。理由是,一审法院认定有自首情节,但没有体现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主动供述石家庄西郊奸杀犯罪,也没有认定属于重大立功。
彭思源回忆,王书金急于给自己“加罪”,是想获得灵魂救赎。“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认,不想到了下面,两只鬼还要打架。”
但彭思源也承认,如果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平反聂树斌案,可为王书金争取到重大立功,他或许还有生的希望。
六年未见的当事人
王书金跟律师说,他被相关工作组要求翻供,不要“蹚聂树斌案的浑水”。如果翻供,就给他女友和两个孩子办低保。
2007年7月31日,河北高院二审第一次开庭后,两位律师却找不到王书金了。
朱爱民给主审法官打电话,得到的回复永远是“案子还在审理中”。
2013年4月2日,朱爱民到河北省高院,问主审法官王书金在哪里,要申请会见,得到的回复是,不知道。次日,他再去广平县看守所,被告知人被提走了,不知道在哪里。
直到当年6月,朱爱民和彭思源接到法官通知,案子可能再次开庭,并告知王书金被关押在磁县看守所。24日一大早,二人赶到磁县看守所,会见六年未见的当事人。
王书金白了、胖了、口音没有以前重了,精神状态不错。“六年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终于可以有人讲讲心里话了。”彭思源回忆,见到两位律师,他有点激动。
王书金回忆,那六年他辗转河北石家庄、邢台等多个看守所,分别停留个把月,再换到下一个地方。最终,2012年7月16日,到了磁县看守所。
这中间,王书金的态度有过反复。但再次见到律师,他一口咬定,坚称自己才是真凶。
这一坚持延续到6月25日的二审第二次开庭中。
据新华社报道,当天庭审出现了罕见一幕——被告人及辩护律师称这桩犯罪是当事人所做,公诉方称被告人没有实施某桩犯罪行为。
法院维持了原判。2013年9月27日,终审判决书送到王书金手里时,他签字的手在发抖。
朱爱民从王书金脸上看到了不解和疑问。他记得,第一次会见时,王书金脸上分明是如释重负后的坦然和淡定。
彭思源说,最开始,王书金面对死刑还很坦然,越往后拖,心态反而不那么正常了。
“早有充分思想准备”
“如果真能等到聂树斌案了结,我也能踏踏实实地走了。”跟律师会见时,王书金“有点欣喜”。他知道,聂树斌的案子弄清楚了,他的案子也就快了。
2014年12月12日,王书金案在最高法进行死刑复核期间,最高法指令山东高院复查聂树斌案。
但山东高院的复查先后经历四次延期,长达一年半。王书金的死刑复核也因此悬而未决。
朱爱民问他,如果死刑复核下来了,你怎么办?
王书金说,都已经这样了,而且这么多年了,早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了。
他多次和两位律师提到,如果那一天到了,最放不下女儿。
从河北逃亡到河南荥阳的十年,王书金认识了一位女友,并育有一儿一女。女儿2000年出生,童年几乎是和王书金一起度过的。
案发后,女友带着孩子嫁人。朱爱民曾和她提到,等孩子长大了,可以带他们来看看。但对方说:不想给孩子留下不好的印象。
11年来,没有家人来看过他,也没有送过一分钱或一件衣服。王书金也知道,他做的事情,让家人“抬不起头”。当年回老家指认现场,村民纷纷拿东西砸他骂他。
2013年7月,彭思源去王书金老家寻找他的家人,对方都避而不见。他辗转找到了王书金的一个侄子,对方只撇下一句话:“如果需要见最后一面,我们可能会去。”他拍了王书金故居照片,又找到王书金儿女拍了合影,还特意把合影洗成三寸,方便王书金装在口袋里,随时拿出来翻翻。
今年6月6日,因客观证据不足、不排除他人作案可能性等问题,最高法决定对聂树斌案进行提审、再审。
接到通知书后,聂树斌的母亲、72岁的张焕枝老泪纵横,觉得“这些年没有白努力”。
她对王书金的感情更为复杂。
“我恨,如果他没有作案,警察就不会查到儿子聂树斌;我也感激,因为他敢于承认。”6月11日,提到王书金时,张焕枝说道。
新京报记者 张维
【编辑:林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