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孟潇：怀念我的老学长惟贤长老
一代高僧惟贤长老，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平易谦和的笑容，温文尔雅的举止，道骨仙风的身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有丰富的学识，超凡的智慧，圆融的佛学思想，他是一位和蔼可亲、德高望重的长者，又是一位修持严谨、精通内典的佛学家，他是当今著名的唯识宗泰斗。
我和惟老的友谊建立于上世纪40年代中，我们是“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不同届的校友。我是由清定法师推荐给正果法师去“汉院”的，惟老是正果法师的同学，我相识惟老是正果法师的因缘。惟老比我年长9岁，因此，他是我亦师亦友的老学长。惟老是汉藏教理院的高材生，他才华横溢、学修并重，对于佛法的领悟别具慧根，深得“汉院”太虚大师的赏识，称其谓“汉院学生尔最聪慧”。惟老曾经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我要感恩两个人，他们是我的领路人，对我这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位是国学大师王恩洋老师，是我幼年时期的启蒙人，教我读书写作，讲儒学、佛学，教我怎样做人。王老师是唯识学专家，我今天在唯识学方面的收获，是得益于王老师。另一位是佛教著名高僧太虚大师，他提倡佛教改革，宣传‘人生佛教’思想，他是我在佛学道路上的指导者，他教我们学佛先学做人的道理，要完善人格，完善人生，同体大悲，行菩萨道，做一个正直的人，我对他们两人的感情至今不能忘怀。”
我在“汉院”与惟老见面的机会很少，因为在我就学的时候，惟老早已毕业了。1949年底我去了香港，其间有30多年未再见面。直到1986年底，我回到重庆去看望我的老学长惟贤长老，还有我在“汉院”学习时的班主任竺霞法师。当年的青年惟贤已是一位花甲老人了，我们回忆起在“汉院”的学习、生活，不禁悲喜交加。老学长告诉我，他在1954年蒙冤入狱，在狱中度过了27年，是王恩洋老师、正果法师给他寄了大量的书籍，使他在狱中获得了精神食粮，坚定了内心的信仰。他出狱后回到重庆慈云寺，寺院已在文革时被破坏殆尽，他立刻投入到各个方面的工作，创办佛教慈善功德会、佛教希望工程，同时印制大量的经书。我看到在狭小的方丈室内，用具陈旧，陡直的楼梯摇摇晃晃，到处都是破烂不堪，我的老学长就在这样的危楼中弘法。我心疼之余，回香港找到旭日集团的杨钊居士，和他谈了重庆慈云寺的苦况，杨钊居士及时派人去查看测量，不久安排工程队修建恢复了慈云寺。今天的慈云寺已是旧貌换新颜，重现庄严与辉煌。
惟老亲近太虚大师10年，深得大师的心印真传。为了弘扬“人生佛教”思想，惟老不辞劳累频频到世界各地传戒讲学。在诸多的弘法活动中，我有缘亲近敬爱的老学长。记得在2003年及2006年，惟老与我谈到要恢复“汉藏教理院”的期望，邀请我回母校去看看。我和惟老在一批青年法师的陪同下，登上了风景秀丽的缙云山，来到了母校——汉藏教理院。母校依旧，原山门、大雄宝殿、闻慧楼、双柏精舍、祇园、讲堂、学生宿舍、事务处、教务处、太虚大师的住宿楼那伽窟等原貌没变，但已有十之八九变成危房。我们又在正刚法师的陪同下，来到“汉院”的旧宿舍“401”室前，当年我就住在这间房舍，惟老住过的是隔壁那间。我凝视着门板上还清晰可见的白色“401”门号，心中思绪万千。“汉藏教理院”是太虚大师在上世纪30年代创办的闻名遐迩的高等学府，当时汉藏教理院汇聚了一大批近代佛学精英，培养了许多资深佛教人才，师生遍布世界各地，其中有著名藏汉翻译家、僧伽教育家法尊法师，藏汉翻译家观空法师，解行并进的正果法师，俱舍专家遍能法师，唯识学者惟贤法师，近代佛学泰斗印顺法师，旅居新加坡的演培法师，斯里兰卡的法舫法师，我的班主任竺霞法师……还有很多文化名人也来到缙云山讲学，有世界文豪泰戈尔，有国内的郭沫若、老舍、田汉、梁漱溟、马寅初等。更主要的是在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理念下，造就了一大批佛教人才，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成了中国当代佛教的导师。1950年因各种原因，盛极一时的汉藏教理院被迫停办。
谈起恩师太虚大师，惟老充满着缅怀之情。他说：“学佛就是要学菩萨，当年太虚大师教我们入菩萨行，要有菩萨慈悲济世情怀，还要有敢于担当的精神，这样才能荷担如来家业，太虚大师就是一个敢于担当的典范。”接着，惟老讲了太虚大师爱国爱教的例子，“在抗战后期，国民党的军政府很极端，拉青年僧人去当壮丁。我晓得这件事后，就向太虚大师汇报，太虚大师听后很气愤，他马上给蒋介石写信抗议，说这是对佛教很大的侮辱，你们可以组织僧人去搞救护，但怎能让僧人拿枪上前线呢？当时太虚大师给蒋介石上书，我是亲眼看到的。我也跑到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去反映情况，一位官员对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振作起来？太虚大师听了我的汇报之后对我说，下次见到那个官员，你就这样跟他说，一个强者，一个弱者，强者把弱者压在地上，弱者在地上呻吟，强者反而说，你为什么不起来，弱者说，你把我压在地上，我怎么起来？你去告诉这个官员，这是我太虚讲的。蒋介石看了太虚的信后，马上责令军政部改正，使许多僧人幸免于难。”我对惟老说：“你还记得悲观法师吗？他也是‘汉院’的学生，他也和我谈过这件事，悲观法师当时是搞救护的，从上海到武汉，一直到重庆，最后去了台湾。由于太虚大师的呼吁，僧人的命运改变了，悲观法师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乐观法师。”惟老赞叹说：“乐观法师组织救伤队，对国家是有贡献的。我们都要以太虚大师为榜样，以弘教护国、兴国救世为己任。太虚大师为培植佛教优秀人才，创办了‘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可是如今已成为历史了，我的愿望就是想恢复汉藏教理院，不仅是为了僧伽教育，更是为了要继承和发扬太虚大师为国、为教、为众生的精神。”
在今天纪念惟老的日子里，想起与老学长相处的每一幕，他亲切的笑容、谆谆的教诲，都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他的道德学问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但愿不远的将来，佛门最高学府——汉藏教理院重新屹立在缙云山的山巅之上，这是老学长的最后心愿，也是我的心愿。希望海内外四众弟子及有缘之士给予广泛的关注，祈祷惟贤长老在常寂光中加持我们，得以实现这一宏愿，让佛法的光辉普照世间。（作者现为香港《世界佛教》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