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味的“三下乡” 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评价机制功利化

　　为报道、为加分、为评优，一切源于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评价机制的功利化——

　　变味的“三下乡”

　　8月下旬，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基本结束。与往年相比，记者发现报道投稿激增，高峰期几天内就收到200多封邮件，都是大学生投稿，其中大部分是空洞的流水账日记，有些团队甚至一天一篇稿件。更令记者吃惊的是，有的学生甚至赤裸裸地提出：“麻烦帮忙上一篇稿件，学校有要求，可以支付相应的报酬。”

　　1996年，国家14部委下发通知，决定在大学开展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2005年再增加“科教、文体、法律和卫生”四进社区内容。走过近20年的暑期社会实践，时至今日，已成为各大高校锻炼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常规性活动，也是考核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指标。

　　评先评优惹的祸？

　　作为学院实践队的宣传员，小张最近有点烦。“三下乡期间学校要求每天写稿，我经常凌晨2点才能睡觉，有学长告诉我们，可以事先写通稿，然后直接投给媒体，至于实践效果那就不得而知了。”而另一位宣传员小林也是满腹牢骚：“实践期就5天，很多时候就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除了流水账好像也没什么可写的。”

　　近年来，各大高校的实践队均特设了“宣传员”这一职务，每天负责向学校报送实践内容，而且各高校均鼓励各学院、各实践队自行将稿件投送至媒体，“其中重点队争取至少有一篇报道稿刊登在报纸或有影响的网络上”。在不少高校的实践指导手册上，专门开设了新闻宣传的章节，还附有各主流媒体记者的联系方式和邮箱。在实践培训会上，高年级学生对学弟学妹们学长也在不停强调“加强宣传”。

　　为何实践队如此热衷见报，福州某高校的大学生小陈一语道破天机：一切都是为了暑期社会实践的评先评优，而这又与个人荣誉休戚相关。

　　9月开学后，各大高校将进行暑期社会实践评比，有的院系甚至制订了量化考核指标，其中媒体宣传报道部分，最高的国家级媒体可评14分，“媒体等级越高，分数越高，评上优秀的概率越大”。

　　据了解，有的高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评比细则中，设置了“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集体”、“优秀团队”、“先进工作者”、“先进个人”等众多奖项。

　　“奖学金看的是综合素质测评排名，其中德育测评主要看的是学生平时获得的荣誉、参加的社会实践活动。团队获得优秀全体成员都可以加分，如果再获评先进个人，还可以叠加计分。”福州某高校的学生小黄十分无奈。

　　考核折射行政化思维

　　福州市人大代表、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公共教育管理系主任赵容认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出现沽名钓誉、急功近利的弊端，其实就是高等教育行政化管理思维的折射，为了迎合社会标准化管理的趋势，于是设置了量化的评价制度，这种简单化管理其实不符合社会实践的本质要求。”

　　“对于大学生社会实践，现在的定义还较模糊。我认为就是一个学生体验社会的过程，强调在体验过程中内化自己，因此不能一个模子出来。它只是一种形式，没必要将其拔高，也不宜夸大其功能。”

　　记者调查发现，省内高校的暑期社会实践队伍每年少则150多支，多则300多支。但是参与的学 生 只 占 到 学 生 总 数 的10%-20%，大部分学生社会实践只能依靠个人。各高校虽然提倡社会实践的多元化，由于缺乏引导和激励机制，学生对于个人实践的热情匮乏。

　　赵容建议：“学校不宜太多干预学生的暑期实践，实践的过程手段可以多元化，既可以有专业实践、高大上的实践，也可让学生在细微平常的生活中去体会。例如鼓励学生回到家乡、回到社区，观察、调研周边的山水、人文历史甚至家庭伦理关系，这些未尝不是好的社会实践题材。”

　　福州某高校辅导员张老师表示，学校应针对学生个人分散的社会实践活动加以鼓励，“大学期间，对学生多次的社会实践形成的成长记录，进行综合评价，这样能起到较好监督作用”。

　　福建医科大学解剖学人体与组织胚胎学系主任王玮曾经连续9年带过暑期实践队，他认为，社会实践是大学师生接触社会、锻炼自我、服务社会的好方式，“但是一些政策指导和奖励措施应当更人性化”。(福建日报记者 张颖 实习生 尹永强 郭纯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