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区的谣言为什么少了

　　近年来，一遇到地震等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性事件，总有谣言流传，给社会带来负面效应。2013年4月20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后，本报记者曾整理出13大谣言，这次云南鲁甸地震发生后，记者观察发现，谣言的土壤在逐渐消解，辟谣已形成合力、渐成自觉。

　　据记者查阅，本次鲁甸地震中，“寻找职中学生刘冻雪速回鲁甸医院看重伤妈妈”“微信朋友圈为灾区同胞祈福”“北京市政府号召市民捐款遭前所未有抵制和唾骂”等几则谣言的关注度较高。但相比芦山地震等前几次重大突发灾难事件，这次谣言数量、刻意造谣的情况都有明显减少，传播面也不大，且谣言内容很多为往年重复谣言。

　　 谣言数量减少

　　应对谣言“软战场”，主流媒体社交平台合力

　　“近年来，每次自然灾害尤其是地震发生时，我们都要面对两个‘战场’，抗震救灾‘主战场’和应对谣言‘软战场’，在新媒体时代‘软战场’很值得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瑞生认为，此次鲁甸地震，谣言无论在传播广度还是影响上，都逊于芦山地震期间的13大谣言，网络传播空间基本清朗有序，其中重要原因是我们高度重视网络谣言这个“第二战场”，谣言应对水平和机制都有了很大进步提高。

　　“本次鲁甸地震中，有关部门对谣言的处理可用及时、权威来形容。”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齐思慧认为，本次鲁甸地震中，多数谣言在传播初期即被监测到，重大谣言均在1日内被权威部门辟谣。比如，8月4日“刘冻雪”这则谣言在QQ、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被转发开来，当天便遭到大量网友的举报，政务机构微博、主流媒体微博以及微博活跃群体纷纷站出来辟谣，并以推送“利用地震救灾诈骗五种形式”等信息提醒网友提高警惕，及时遏制谣言，避免网络谣言泛滥形成多重“次生灾害”。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教授王颖吉对“刘冻雪”事件也印象深刻。他注意到，“公安部打黑除四害”“民防小卫士”“重庆网警”“郑州日报”等博主都发布了辟谣信息，“各个博主的影响面不同，共同辟谣使辟谣信息的覆盖范围扩大了。”王颖吉说。

　　齐思慧分析说，本次鲁甸地震，互联网上主要存在“寻人”“捐款”“救援”“祈福”等几类谣言，谣言种类较前面几次重大灾害有所减少。据王颖吉观察，鲁甸地震中的谣言主要集中在以救灾为名目的财务诈骗等，与政府行为关联较少，对政府救灾工作影响很小。

　　“与过去相比，这次地震后信息公开情况也有进步。”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说，首先是政务微博真正发挥出了作用，有关部门通过微博进行滚动播报和点评，即时公布灾区情况和救灾进展，已成为普遍现象。其次，经过芦山地震以来多次突发事件的“锻炼”，主流媒体和市场化媒体的微博相互响应，已成为地震灾情报道的重要平台。“体现为主流媒体更多报道救灾进展和舆论引导，市场化媒体更多审视灾难本身和传播人性化的故事，形成呼应。”张志安说。

　　齐思慧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大V”群体少了“灾难消费”，多了“伸手援助”。一些“大V”不仅在自媒体舆论场中重申灾难报道的伦理规范，而且与官微形成良性互动，帮助救援。

　　 打谣行动见效

　　公众网络素养提升，理性网友参与辨谣围剿

　　“除了媒体和有关方面针对鲁甸地震中的谣言预防得力、辟谣及时外，公众也在微博、微信上积极转发辟谣信息，这体现了公众辨谣素质的提高和社会责任感的增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君超说。

　　“谣言一出头即受到网民和媒体的‘围剿’，这是当前一道亮丽的景观。”刘瑞生认为，谣言已成人人喊打的“过街鼠”，这和多次突发事件中公众不断提高免疫力、警惕性有关。“浑水煮面”事件就体现了大家对谣言的警惕。张志安也认为，公众的网络素养在逐步提升，不少网友对网上爆料信息不再偏听偏信，而是养成了验证核实的习惯。

　　“这种警惕性的提高与近年来的网络空间治理，尤其是去年以来的网络谣言治理专项行动密不可分。”齐思慧说。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方延明也认为，政府不断加大信息公开，加上最近几年对造谣传谣的有力打击，打谣治谣已收到明显效果。

　　“除了应对网络的素养有所提升，大家对自然灾害的知识更丰富，认识也更客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认为，汶川大地震之后，我们关于自然灾害的报道已非常充分，这在无形之中压缩了谣言产生和传播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