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户自杀村支书“背黑锅” 6个月后揭发镇领导

　　●超生户服毒自杀后，为“大局而保持沉默”的艾连坤，6个月后“变卦”了

　　●对于私自违规征收超生费，艾连坤说：“我自己能干这个事？”

　　●与墙上日历一样薄的票据，如今承载相当厚重的期望——作证

　　五年前，因在汶川地震后捐款1000元，艾连坤上了当地电视新闻。五年后，他再次成为新闻人物。

　　但这回，他说自己太冤了，简直比死去的艾广栋还憋屈。

　　2013年12月4日早上，邯郸市邱县梁二庄镇龚堡村，一笔6220元的社会抚养费，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卖完玉米，超生户艾广栋服毒身亡，留下5个孩子；村支书艾连坤因此被开除党籍，县里通报称，他到艾广栋家征收社会抚养费，是私自行为。

　　事发后当事人艾连坤很快“失联”，电话无法接通，人也“消失”了。但近日，他主动站出来澄清事实，讲述自己如何在上级镇领导的安排下，为大局而沉默。

　　51岁的艾连坤说，村民服毒一事被媒体报道后，河北省计生委的工作人员曾来调查。当时一名镇领导劝他承认是自己要去收费的，跟镇里无关。对方抛出一句充满想象空间的承诺——“留着青山在，还怕没柴烧？”

　　艾连坤信任“领导”，尽管身不由己。他把自己看成一枚棋子，沉默地遵守着所谓的规则，在陌生的调查人员面前承揽下所有是非、在邻里乡亲中间避开异样的眼神……

　　可这事儿好像永远翻不了篇，憋屈如只进不出的气体，他感觉整个人快要爆炸。时隔6个月，他，不想再沉默下去了。

　　超生户死后村支书“消失”

　　艾广栋死了。这则消息传遍龚堡村，是在2013年12月4日。

　　2013年12月底，龚堡村启动年内最后一次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育有四女一子、超生三胎的艾广栋家，成为被“做工作”的第一户。

　　迈进艾广栋家门的，有村支书艾广坤、村主任郝广军、镇包村干部杨学友等5人。艾连坤记得，在做了一番工作后，艾广栋及妻子谢玉凤同意卖玉米折抵超生费，多年欠款就此一笔勾销，上面给开结论证。

　　然而至今令人不解的是，次日，走进位于村西头的村支书家后，艾广栋被发现喝了农药……

　　12月8日前后，事件在网上被曝光，引发了舆论对违规征收社会抚养费问题的强烈关注。

　　艾连坤“消失”了。这是事发后死者家属给出的说法。包括北京青年报在内的数家媒体记者赶到邱县调查此事时，也没能联系到艾连坤，其手机一度显示无法接通。

　　“我哪儿也没躲。”时隔6个月，提起这事，艾连坤还是很委屈。他嗓门拉得很高，露出缺了一半的门牙。

　　在一旁默默倾听的妻子，瞅着窗外，忍不住提醒，“你嚷什么呀，小点声儿说。”

　　这家人不希望引起任何注意。事情淡化后，楼前后每天都有两人分开晃悠。这起先并未引起艾连坤妻子的注意。后来，这个细心的女人发现，两人脸熟——“镇上的人”，她最先作出结论。

　　至马年春节前，这俩人才没再出现，夫妻俩才敢在家里大声说话。

　　艾连坤说，出事后他没有申辩的机会跟场合。而到艾广栋家实地采访的记者，倒是会被县、镇两级的工作人员客气接待，一路陪同。

　　当时网上言论几乎一边倒，认为是村支书“强卖”玉米，逼死了超生户。作为在场的唯一当事人，艾连坤讲述的版本中，对方进来坐到沙发上，只说“支书，我喝药了……我没本事……”

　　他强调，在送往镇医院的路上，艾广栋说过服毒并非针对自己。村医王志国、村主任郝广军、艾广栋二哥等人都在场。村主任郝广军记得，车经过镇政府时，艾广栋挣扎着要下去，“劲儿大得很”，嚷嚷着不去医院，说死到镇政府里才不算白死。

　　艾广栋妻子谢玉凤也未察觉到促成丈夫作此选择的蛛丝马迹。谢玉凤只记得，玉米被拉走后，丈夫蔫头耷脑地坐在门口，为一家六口的生计忧心，夜里翻腾到12点才睡。“他太老实，其实心里是不愿意的(卖玉米)”。

　　12月4日以后，除了到镇里、公安机关说明情况，艾连坤大部分时间呆在镇上的家中。事发前三天，他跟妻子搬进了镇上这栋新居民楼。

　　出事后，家里多了固定的客人——镇工作人员每天到访，从早到晚陪守，其间有人负责安抚他家人的情绪，做思想工作，让他们忍一忍。

　　要求采访的记者电话跟着也来了，有在场的镇里领导提醒“别接受那些记者的采访”，不利于事件处理。

　　“垫付”账本与15%返还

　　服毒事件有了结论。2013年12月12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邱县政府回应，“近期在县里没有安排的情况下，龚堡村村支部书记艾连坤、村委会主任郝广军和村会计杜云杰等3名村干部，找到艾广栋家，以征收社会抚养费为借口，要求其缴费。”

　　县里主管计生工作的负责人介绍称，“按照规定，任何村干部和乡镇政府干部，都不允许私自违规向村民征收‘超生费’。”

　　作为当事人，艾连坤被免职并开除党籍，另两名村干部也受到处分。此外，事发当天，“前去找艾连坤办理公务的梁二庄镇包村干部杨学友，因未及时制止村干部违规行为，被处留党察看一年；梁二庄镇包片干部何孝峰因对事件发生疏于监管、工作失察，被处党内警告处分。”

　　“我自己能干这个事？你觉得我作为村干部，是想收就能收这超生费？”6个月前，艾连坤只是如此反问，并未直接否认；6个月后，他翻出书面证据，想推翻县里的“结论”。

　　“证据“五颜六色、新旧不一，既有很随意的手写收条、盖着梁二庄乡财政所公章的“暂存款”单据，也有正规的“河北省社会抚养费征收专用票据”。此前，这些票据被细心地夹在信封、日记本里，最早一张落款为2007年，艾连坤刚当上村支书那一年。

　　与墙上日历一样薄的票据，如今承载着相当厚重的期望——作证。

　　按理说应该开给缴款人的“河北省社会抚养费征收专用票据”，大部分都被留在了村支书手中。出发点据说是为了“将来说得清”。艾连坤解释称，部分村民实际未缴齐社会抚养费，都是村干部先垫付的，所以“开回来的票”，就留在了自己的手中。

　　北青报记者此前调查中发现，该镇存在“按人头”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现象。有村干部反映，镇里会分解指标，每次摊下来人均30元左右。完不成的，村干部、镇包村干部就要自己垫钱补齐。

　　艾连坤自己也记着一本“超生费”的账，上面还有村干部垫付情况。

　　但此前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梁二庄镇主管计生工作的副镇长李邯英明确否认向村里摊派任务。其强调，社会抚养费是由县计生局征收的，乡镇不负责也没有参与过。

　　此种表述，包括服毒事件后的政府措辞，与多名村干部收集的票据存在矛盾。

　　在龚堡村村委会的账本中，有多条“某某村干部垫交超生费”的记录。该账本由县里统一发放，首页盖有“邱县建账监管专用章”。

　　2013年，为了垫付超生费，艾连坤及村主任郝广军还曾向农村信用社借款。4月、9月，两人两次联名向河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借款共计23000元，至今未还上。

　　被问及事发前为何愿意不断“垫钱”，艾连坤表示，总设想着可以以后找补回来，比如从出租集体土地承包权的收入中再划取。相似的表述，也出现在北青报记者对其他村干部的采访中。

　　村会计杜云杰说，实际上龚堡村委会几乎没有额外收入来源，不像其他村还能卖地、办企业。部分村干部工资也用来垫付了超生费。

　　此前，有知情人透露，完成征收任务的，乡镇会将超生费的15%返还到村级。不少网友认为，村干部催缴超生费的“积极性”恰在于此。

　　听到这种说法，杜会计的表情有点哭笑不得。他从专业角度讲述，所谓的返还，是乡镇以“财务拨村款”名义给打个条，实际并没有返钱，但是可折抵超生费。这个“条”没少困扰他。因为下账时还要虚拟一些名目比如种树、修路等，把这笔实际并不存在的财政款给平了账。“否则有人说是我们贪污了，还能说得清吗？”

　　知情人透露，就在今年5月下旬，镇里要求村委会“下账”，旧账本的记录要统统腾挪到新账本中，但被要求不能再出现“垫交超生费”一项。

　　“一个镇里还养不住你？”

　　艾连坤变卦了。2013年12月11日上午，北青报记者第一次拨通艾连坤手机时，他曾同意下午在镇上找个地方见面，澄清事实。

　　但下午他并未出现。电话里的他，吞吞吐吐，称领导告知他是党员干部，不能直接接受采访，得经由上级统一安排。

　　2014年5月6日，在自家客厅里，艾连坤指着北青报记者所坐的棕黄色皮沙发说，“跟你打电话时，梁二庄镇领导当时就坐在你那位置。”

　　据了解，当天稍晚时候，“镇里”给艾连坤及郝广军一个神州行的新号码。而旧卡被抠出来后，镇纪检委的工作人员直接收走了。另外两名村干部也被要求上交手机卡。其中三人，都是到艾广栋家征收超生费的直接执行人。

　　艾连坤说，手机卡都被更换了，无法继续用原来的号码与外界联系。

　　有一段时间，他沮丧，半夜2点醒来，翻来覆去就是再也睡不着了。网友是看不见摸不着，但街坊邻居是实实在在的，村民的误会让他“抬不起头”。

　　当时为何沉默？据他自己称，是因为镇领导的一句承诺。彼时该事件刚被媒体曝光，河北省计生委工作人员来邱县调查社会抚养费征收问题。

　　在来接他的车中，艾连坤木木地缩在棉衣中，话不多。车内当时还有时任镇党委书记的王晓宁及包片干部何孝峰。针对可能会被省计生委人员追问的问题，乘客间进行了一轮“预演”。他一路就被叮嘱，接受“上面”询问时，要说收费这事是个人行为，与乡里无关；更不能提按“人头”收超生费一事。

　　作为对牺牲的回报，他记得王书记在车里说过，“留着青山在，还怕没柴烧？”而事后，在办公室里又许他一句“一个镇里还养不住你？”

　　“人家都说到这份儿了，咱还能追着问怎么养不成？”艾连坤记得，对方说给个乡镇公务员的待遇。

　　镇党委书记王晓宁陪艾连坤走进的，是当地最高档的金凯悦大酒店——这是一处政府指定公务接待点，位于县城中心地带，装修气派。

　　艾连坤患有白内障，进酒店后甚至没看清电梯停在了哪个楼层。但签字那一刻的画面，却像直接印进大脑里一样。接受完询问，工作人员严肃地递过记录，让他确认后签字、按手印。他接过那几页纸，密密麻麻的字，凑到眼前，其实还是看不清。想到上面记录着他言不由衷的交代，抬起的手指在半空犹豫了一下。

　　大红的手印按了上去。艾连坤觉得，屋里的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工作人员端着水果朝他凑过来，脸上露着笑。

　　都解放了，他在心里念叨着。

　　期待一个正名的“结论”

　　日历上的2013年翻篇了，烦恼却没跟着翻走。大年初一，艾连坤回村里拜年，发现自家院子寨门前有堆烧尽的纸灰。而事件刚发生时，寨门铁丝就被剪断，屋内物品也被扔到地上。艾连坤妻子说，腊月二十九，艾广栋的老婆谢玉凤还曾找上门来哭诉。

　　死者家属拒绝和解，认为艾连坤对死者的悲剧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仇恨通过各种渠道表达。早先，艾广栋入土下葬的地方，就在艾连坤的承包责任田里，距离他家旧宅约二三十米。

　　“这是杀夫之仇。”提起艾连坤，北青报记者面前这名说话慢条斯理的温和农妇，脸上罩起了一层冰霜。谢玉凤看来，她丈夫去艾连坤家之前，是一个好端端的活人。之后却在他家出了事，又没有第三者在场，艾连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太憋屈了，艾连坤就想着把事件原原本本讲出来，给自己正名。他曾寄希望于镇政府调解与死者家属的关系，但没有下文；他又想要回曾垫付的超生费，也不了了之。

　　正月初八，新工作来了，艾连坤被镇里派驻到小侯仲村当包村干部，领一个月700元的工资。他失望地补充——临时工的标准。

　　目之所及的，距离当初那句承诺都有点远。与上面沟通也越来越不顺畅，亲口给予承诺的王晓宁书记，艾连坤说，他打过很多个电话，对方总说再等等。年后没几天，王书记调去新马头镇当官。

　　再联系，对方说在开会；再后来，电话都不接了。与上面的沟通，成了独角戏。

　　“你说我该怎么办？”他把票据摊开又收起来，有点手足无措。

　　昨天，王晓宁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确认，曾陪艾连坤去到金凯悦酒店接受省计生委调查，不过他先到，没提前同艾连坤见面或交流，否认曾让艾连坤揽责，也未说过“留着青山在”之类的话。

　　王晓宁开始称安排艾连坤在镇里上班，做工勤工作，后来再打过来，向北青报记者更正不存在在镇里上班，解释称“看在他(艾连坤)曾在村里搞服务，镇里给他在一个社区里安排，也是为了照顾他生活”。

　　“我的问题能解决吗？会受到打击报复吗？”他心理时有顾虑，明知未来充满各种不确定，却还期待一个标准答案。他甚至拿死去的艾广栋做比较。

　　艾广栋之死，改变了他5个孩子的命运。他们失去了家里庇护的大树，也得到了父亲生前所不能带给他们的生活。

　　家里四间破旧砖瓦房已经被修葺一新，政府为其申请了危房改造项目，尽管款项尚未到位。4个小孩的上学费用也有了着落。死者家属还获得一笔数额不算太小的抚慰财物，包括镇上一处楼房。

　　6月12日晚，艾连坤收割完十几亩地的麦子，正赶回镇上的家中。望着车外残留着齐整麦茬的田地，他很突兀地冒出一句：“五年前，我就是新闻人物了。五年后，我又成了新闻人物。但这一回太憋屈。”

　　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以个人名义捐款1000元，当地电视台还来采访。民政部门开具的收据，至今已经发黄，还被当宝贝收藏着。

　　这名被裹挟进“超生户服毒自杀事件”的前村支书，还在期待一个正名的“结论”。

　　文/本报记者 孙静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