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11月25日，为联合国确立的“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也被称作“国际反家庭暴力日”。
1960年11月25日，3位多米尼加女性——米拉贝尔三姐妹被杀害。为了纪念这一事件，1981年7月，第一届拉丁美洲女权主义大会宣布把11月25日作为反暴力日。1993年的这一天，联合国发表了《消除针对妇女的暴力宣言》。
1999年11月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由多米尼加共和国提出、60多个国家支持的倡议，将每年11月25日定为“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
这一纪念日确立的初衷是消除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家庭暴力”一词显然包含了更丰富的含义。
在今年8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我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中，采用去性别化的用词“家庭成员”，来定义家庭暴力行为的受害者。
尽管也有人认为，“家庭成员”这个限定仍然过于狭窄了，同居者等各种拟家庭关系的成员也都应当包括进来，但不可否认的是，立法概念的拓展，反映着立法者的社会视野和理解能力也在不断丰富拓宽。
当家暴的受害者不再只是妇女儿童等传统意义上的“弱者”，形式也不再只是普遍认知的身体虐待，而是包含了情感冷遇、言语辱骂等更多形式，更多人也被呼唤着关注定义背后的问题：怎样才是对待亲人的合适方式？怎样识别、帮助遭遇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怎样从整个社会的层面，减少家庭暴力，促进更和谐的交流和沟通？
我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二十年磨一剑
我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于2015年8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亮相。9月至10月，这部全5章、共35条的草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信息，期间共有8792人贡献了42203条意见。在3年来公开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中，它收集的意见达第二多，远远超过食品安全法、环境保护法，仅次于刑法修正案（九）。
草案更多是原则性规定，它组织了一个包含政府、司法机关、工会、共青团、妇联、中小学、用人单位、医疗机构、群众组织等的体系，要求它们在反家暴行动中各司其职。
草案还规定了哪些人可以就家庭暴力报案，行政和司法机关应当如何告诫、处罚加害人，并明确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件、内容、有效期和违反的法律后果。
这部法律可称是“二十年磨一剑”，因为最早的立法动议出现在1995年。据参与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回忆，当时只关注到了女性遭受家暴的问题，并且对公权力干预“私事”的反对声较大，动议由是搁置。
但这二十年间，进程尽管蹒跚，没有停滞。2001年婚姻法修改，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改，均加入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2008年，七部委针对预防和制止家暴联合下发意见；2014年，反家暴法被纳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
在某些问题上，实践早已走在了法律前面。2012年后，湖南、江苏、重庆等地的高级人民法院相继针对“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出台专门文件，规定它在家庭暴力案件审理中应当怎么适用。
而当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委员们还在为是否应将“同居人”纳入反家暴法而争论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早已于今年3月出台意见，将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纳入家庭暴力的适用范围。
对于此次问世的法律草案，业界也是褒贬不一。赞赏者认为它填补法律空白，意义重大；批评者认为“做实”不够，诸多细节待完善。
目前公布的仅仅是法律草案的初稿。根据一般程序，在表决通过成为正式法律之前，草案还将经过两到三次修改，这期间，收集、倾听社会各界的反馈，至关重要。
修改建议：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 让家暴更“被看见”
记者了解到，外界意见最集中的部分之一，是这部法律草案对“家庭暴力”的定义。根据草案原文，即“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对家庭成员实施的侵害行为”。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雪梅指出，这种列举将性暴力、精神暴力排除在外，尤其忽视了针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的特殊形式，如暴力管教、严重忽视、不履行监护职责等。她还建议，将恋爱、同居、前配偶等关系人员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也都纳入。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云晓也持类似观点：“家庭暴力应该包括性暴力和精神暴力，同时应当特别重视家庭暴力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对未成年人的暴力行为不是教育，而是身心伤害。过去父母打孩子习以为常的时代必须结束了！”
他建议，将发现家庭暴力可报警的权利赋予每个公民，而不是像草案提出的，只有本人、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某些机构工作人员可以报警。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白丝带志愿者网络召集人方刚告诉记者，在草案征求意见稿阶段他就曾建议，在社区和监狱中，应当对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施暴者进行强制性心理辅导，尽管这一点未被草案成稿采纳，他仍认为十分必要。
“这些在国际上都是比较普遍的做法，但国内还没有。”他遗憾地说。“现在价值观上的关键阻力还是在于从私领域到公领域的过渡，公权力开始干涉家务事，许多人都认为这只是家庭矛盾，调解就好。”
孙云晓也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一类的传统观念，对于发现、制止家庭暴力而言是最大的阻力。
尽管目前的草案仅仅对中小学、幼儿园、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规定了家庭暴力的“强制报告”制度，但方刚认为，借助各大城市逐渐活跃起来的公益组织、志愿者网络，人们仍然可以向遇见的疑似家暴受害者伸出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