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师被学生质疑收入低 成读书无用论符号 (2)

　　抗争“时间权威” 反规定性的日常作息

　　对于大部分进行过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农村地区来说，在村校和教学点被撤并以后，乡中心校几乎承载了底层区域中唯一的社会教化功能，而寄宿制则成为乡校中的主流选择。

　　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也是这样的一所寄宿制学校：全校除附设的幼儿园以外共有171位学生，其中住校的学生达153人，包括11名因家校距离过远而必须住宿的小学一、二年级学生。

　　面对乡校如此庞大的住宿规模，云乡学校连一名生活教师的编制都没有，全校所有老师下午放学后都要返回到县城教师公寓或乡镇中的家里，仅由德育主任邓畅及其妻子——云乡学校附设幼儿园中唯一的幼儿教师张丽共同兼任生活教师，邓畅管理男生住宿，张丽则管理女生住宿。

　　寄宿制学校内部的日常管理是准军事化的，它将一天所有庞杂的学习和生活要素都编码在极度狭窄的每一寸压缩时间段内。在这些局部性片段状的固化时间段中，乡间少年们的观念习得和行为塑造都必须处于学校管理者随时可预控的合理范围之内。

　　在作息时间表中，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日常语言和身体行为都被严格限定。比如，究竟什么时间段内学生应该学习、吃饭、锻炼、休息、起床或睡觉，究竟什么时间段内老师应该作为师者传道授业、作为朋辈谈心解惑、作为父辈关心体谅。正是在这种内隐作息时间表内权力规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循规蹈矩中，少年们在微观的学校权力结构中被驯化与被控制。一方面少年们被集体训导对既定规则的服从、认可与遵循，从而加快促进个体社会化的达成；另一方面，少年们则在对既定规定性时间的个体化抗争中，加速实现着底层的再生产。

　　少年们总是不断地向笔者抱怨：“学校的作息时间太紧张了，每天早上6点钟就要起床，而每天晚上9点钟就要睡觉，你说学校是不是疯了？”笔者反问：那你们为什么不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表早点休息，早上才好准时起来呢？得到的回答是：“这么宝贵的自由时间，我们怎么可能让它白白地在睡梦中度过呢？”“晚上我们总得相互聊聊天啊，大家照课程表上了一天课了，就像坐牢一样，睡眠时间总不能再管了吧？有时候我们还会故意说话惹生活老师来，刺激嘛！”“早上其实也起得来，但就是不想起，故意拖着，其实就是讨厌又要按照作息表程序一样的做事，不自由了！”……

　　少年们对时间表设置不合理的抱怨，事实上并非是真的要在作息时间安排合理与否上展开辩论，其背后实质上是对学校官方支配性时间权力结构表达反抗，反抗表层上是以追求“自由”和“刺激”为目的，但实质上却是在对一套他者化官方规则表达拒斥的同时寻找独立真实的主体性“自我”。

　　对身居农村的底层学校而言，他们清晰地知晓只有在权威性的时间控制上花费更多精力，让底层孩子花更少的时间去玩乐、花更多的时间去读书，才能在城乡同等化的教育筛选轨道和分流体制中不至于被过早地淘汰。然而，少年们对于底层学校管理者这种“良苦用心”的紧凑性时间制度设计充满了主体性的愤怒，他们事实上在用身体行为表达对这种隐性时间控制权力结构愤怒的同时，也加速了自身底层再生产的命运。

　　抗争“空间权威” 摄像头下的剧场表演

　　在笔者对云乡学校六年级、八年级和九年级全班开放式问卷调查中，高达73%的学生在对“你对本校什么最不满意”一问题的回答时，写下了“摄像头”。

　　2013年11月中旬，在县教育局的安排下，云乡学校内安装了8个摄像头。8个摄像头使云乡学校几乎处于完全被监控的全景敞视状态之下，连少年们平时最喜欢待的纯粹私人空间——厕所外围和厨房后边的一块空地也都分别被摄像头24小时监控着。

　　学校对此的公开说法是为了保护师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但私下里张校长会告诉少年们：“这实际上是为了给全校学生形成一种威慑感，告诉你们无论你处在哪里做什么动作，我都能看着你，所以你都必须给我好好学习、不要违规，否则你明白后果。”张校长私下告诉笔者，他打算下一步在每个教室里也安装摄像头，这样就可以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向少年们宣布：“你们时刻都处于被监控的状态下，所以请诸位好自为之。”

　　学校摄像头的存在已经对少年们的日常行为产生了影响，他们开始警惕自己的行为是否真的处于摄像头监控的范围之内。比如，少年们曾经在厕所外围和厨房后边空地上，随意拿出一支烟点上并彼此传递吸上一口，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区域是学校内绝对的私密空间，老师们很少光临，难以被发现。然而当摄像头安装上以后，少年们的私密空间范围极度萎缩，真正的违规行为被压缩到了厕所之内。

　　少年们会故意用行动来表达对空间权威的不满。比如，有的少年会故意朝着摄像头扮鬼脸、打耳光或者竖起一根中指以表侮辱，有的少年则故意装作没有看到摄像头，在摄像头可监控的空间范围内从怀里掏出一支类似香烟的糖，叼在嘴上以吸引老师来“抓捕”。但当老师真的过来抓这位“烟民”时，少年就轻蔑地对老师说：“拜托，老师，这是糖，要不你也来一支？”

　　摄像头下少年们故意的公共性表演，将整个学校变成了一个类似于让·雅克·卢梭所描述的“巴黎剧场效应”一样的巨大“剧场”，而少年们则在摄像头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这种空间权威表达集体抗争，空间权威在少年们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性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官方权力和公共期许自动地在少年们身上发挥作用。但实质上，少年们是用一种表演的方式反向成为监视下被灯光包裹的演员，他们用官方期许的行为表演麻痹了官方并形成反控制，同时加速自身“反学校”文化的内在形塑实现着底层再生产。(文中所提人名地名均属化名)(李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