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人被讹”案和解是另一种圆满

　　近日，“小伙见义勇扶老人反被讹，真相大白后欲起诉老人”一事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扶人小伙起诉摔倒者要求登报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1元，最后，双方已在庭前调解中达成和解，扶人小伙接受摔倒者方口头道歉，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将登报道歉所需的5000元捐给金华市红十字会。（9月15日北京青年报）

　　引发舆论关注的扶人被讹事件最终选择了和解，对于这种结果，一些人可能会感到失望，因为在他们看来，扶人者应该坚持到底，让讹诈者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这样才大快人心，符合公众期望。

　　殊不知，这是一种情绪化的体现，也是对扶人者的一种道德绑架。事实上，选择和解不仅没有让法治的力量打折扣，还凸显出法治的积极性，可以视为是另一种圆满结局。

　　首先，虽然双方和解，但是这种进入司法程序的和解，却不同于一般的和解，而是具有法制意义上的结果。调解是司法的一项内容和功能，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目的在于通过司法调解来减轻双方维权成本，消除社会矛盾纠纷，是公权力主导下对私权利的一种处分和让与，因此，很多民事案件在开庭审理前，都会主张庭前调解。此次事件也是这样，这种庭前调解是一种司法程序，与一般的事故发生后，警方的劝和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更多是基于道德等方面的考虑，后者则是通过司法程序后的结果，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

　　其次，扶人却被讹诈，让扶人者“蒙冤”，也严重违背着社会道德，挑战着价值底线，令人气愤，这也是导致舆论汹涌的主要原因。但是舆论只是一种旁观者的情绪表达，并不能决定当事人的选择。也就是说，选择和解与否是被讹诈者的权利，公众不能用失望来表达情绪，对被讹诈者实施道德绑架，一味地要求他“死磕到底”。要知道，有时候，死磕是对道德的维护，和解也是。何况，得饶人处且饶人，实在没有必要穷追猛打，可以说，和解既符合道德要求，也符合法制属性。

　　因此，应该尊重被讹诈的选择，理性地看待这种结果，继续保持对社会道德的信任，而不是悲观失望，对被讹诈者进行指责和绑架。

　　再者，即便最终和解，讹诈者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不仅付出了5000元的道歉费，也最终低头认错道歉，可以说，这是一个圆满的结果。维权的诉求基本达到，讹诈者已经低头认错，因此，并不会削减法治威严，不会减弱其样本价值，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去评价，看到其中蕴含的积极和美好。

　　只是，这种和解是通过法律途径达到的结果，虽然结果让人欣慰，但是被讹诈者还是为此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因此，对于这种情况不能指望个体去努力争取，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制，一旦出现这种现象，就可以通过法制来解决。通过法制来保护好人利益，为被讹诈者撑腰。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呵护善行义举。（安溪县文明办 曹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