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写诗“发声”折射了什么

      读到《新华每日电讯》刊登的《当代工人诗歌：吟诵中国深处的故事》等报道之后，笔者才意识到当今有那么多工人在写诗。他们中的佼佼者已写出了非常优秀的诗篇。

        比如，去年跳楼身亡的许立志曾经写道：“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把它叫作螺丝/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我再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耻辱的诗”（《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这首诗里充满了隐忍、疼痛和藏而不露的愤怒，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位90后诗人最终的选择。

        这种文学现象很值得人们深思。在中国新诗史上，写诗大概是诗人的专利，而普通的工人、农民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没有发言权的。于是，但凡有工业题材或农村题材的诗歌问世，往往是诗人“深入生活”的结果。

        例如，上个世纪50年代，著名诗人李季曾出版过《玉门诗抄》《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礼》等诗集。而他之所以能够写出这些诗篇，甚至有了“石油诗人”的美称，关键是他于1952年举家到甘肃玉门安家落户，从此开辟了石油工业题材的诗歌创作之路。在这个例子中，作为诗人的李季是写作主体，而工人或工人的生活只是客体，是诗歌的表现对象。

        今天，当再提到工人时，人们马上联想到是“下岗”“农民工”或“讨薪”。正是在这种每况愈下的处境中，他们开始发声了。先有郑小琼，然后是郭金牛、许立志，以及近日在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参加诗歌朗诵会的那些诗人们。

        在报道这次朗诵会的《南方都市报》使用了这样一个标题：《谁的底层？余秀华“热”与打工诗“冷”》。

        余秀华为何“热”而打工诗为何“冷”，这是另一个话题，值得大做文章，笔者这里只想谈一点原因。当写得不俗的诗歌、脑瘫、口齿不清的表达、摇摇晃晃的步态集于余秀华一身时，她便成了媒体开掘的好素材。然而，那些工人或打工者却只能靠诗歌说话，他们的身体形象毫无新闻价值可言，加上他们的诗以冷硬的疼痛见长，以死亡意象(如许立志的诗)行世，所有这些都不容易刺激媒体，又很容易吓跑大众。

        即便如此，笔者依然觉得工人诗歌是一次巨大的进步，甚至可称之为诗歌革命。从当今的工人诗歌中，我们看到了主体性的苏醒，看到个体经验不无悲怆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底层不仅已开始说话，而且是在以最高级的语言说话。(福建日报 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