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死囚器官”，重建伦理底线

1月11日，央视《面对面》节目专访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这已经不是黄洁夫第一次在大众媒体上谈器官移植、尤其是死刑犯的器官移植问题。所不同的一个背景在于：2014年底，黄洁夫在国内某研讨会上透露，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将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自愿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也正是这个对中国器官移植有标志意义的时间节点，让黄洁夫近来成为多家媒体专访的对象。在镜头面前，黄洁夫谈论和披露的中国器官移植现状与发展，相比此前要更详细、料也更多。现在回溯，2005年7月，正是时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在国际会议首次披露中国器官移植主要来源于死囚捐赠。此后、尤其是2012年以来，黄洁夫的身份从卫生部副部长到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其在不同场合反复多次触碰器官移植话题，促使其慢慢去敏感化。更关键的是，在信息逐步披露的同时，中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制度设计得以加速推动。

人体器官移植，从其诞生开始就不仅仅标明人类医学水平的巨大进步，还伴随着医学伦理、法律边界等的多重纠结。在中国，器官移植话题的敏感度，更多源自此前器官供体主要依赖死囚这一尴尬现实。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黄洁夫的表态及其所推动的器官移植领域改革，意义与价值不可估量。

器官移植讨论，从单纯的医学技术到社会伦理，经常会有数据被援引来论争一些非常规手段的迫不得已，器官移植需求量大而捐献者寡。一边用传统观念来解释“捐献者寡”的问题，一边又长期出现大比例的死囚“自愿捐献”，黄洁夫能提出(或者说正面回应)这其中的逻辑不通顺，其背后更多代表了政府高层开始勇于直面这一问题的勇气，以及改变的决心。

权威数据显示，从1977年底到2009年底，这30多年，中国仅有130位公民去世后成功捐献器官。而2014年，这一数字为1631例(截至12月23日)，近5000个大器官、亲体器官捐献2000多个器官，中国2014年80%的器官移植来自公民自愿捐献。最新数据所展示的公民自愿捐献器官前景，与官方下决心告别“死囚器官”、推动公民自愿捐献的制度化建设之间互为因果。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氛围、比例也在改变，而与之配套的法律与制度建设则尤其重要。2013年8月17日，国家卫计委印发的《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中，要求组建“独立于医院器官移植团队的器官获取组织”、“每一个捐献出的人体器官，都必须接受计算机系统公平的自动分配”，这些制度细节成为器官捐献与分配实现公平、透明的关键。

建立公民自愿捐献的制度体系，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使得即便是死囚器官，都必须进入平等的公民统一捐献体系，有监督，确保自愿。此前公众对于器官捐献的顾虑重重，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器官分配使用渠道的不透明，达官显贵更容易寻找到相匹配的器官(甚至多次)，这与器官移植本身供需比例存在反差，也难免惹人口实。“169家有资质医院，不准再使用死囚器官”，这是从器官移植的下游入手对死囚器官的严禁，而从上游源头处对死刑执行程序的硬性监督，同样需要更透明的制度约束。

“必须得依靠公民自愿捐献为我们器官的来源，这样才能去谈一个阳光的、伦理学的器官移植的世界”，黄洁夫的这句话道出了中国器官移植所必须直面的一次涅槃。更进一步讲，这同样是旨在建设法治社会的中国必须要重申的伦理底线。救人的事业，首先必须要有符合人性的操作程序与制度，要有对人、对捐献者的尊重与敬意，这是对人之为人的重申。

“世界看到，中国在改变，”黄洁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