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讲述南京受降仪式：投降官因紧张盖歪印章

皱眉、低头、思忖、抬头、再低头……采访中，我们和这位97岁高龄的老人一起略带焦急地等待着他的记忆跟上来。良久，老人慢慢抬起头，脸带歉意地微笑说，“实在对不住，真的想不起来了。”

老人名叫赵振英，69年前的9月9日，作为南京受降仪式警卫营营长，他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签字投降的全过程。

3年前，我们采访赵老时，他还清晰记得受降仪式的细节。老人惊人的记忆力和清晰的叙事逻辑让我们惊叹。日前，在军事博物馆一个抗战影像展上，我们再次见到并试图采访赵老。

赵老拄着拐杖，但精神依然矍铄，吐字清晰，只是记忆已经大不如前。“今天接受你们采访，明天就会把这事给忘了。”照顾赵老生活起居的陪护对记者说。

但当我们问起1945年9月9日，他经历的受降仪式时，在不断地提醒下，他依然还能断断续续讲出一些片段。“这事他记得，他在家里老唠叨这个。”陪护说。

1937年，赵振英正准备报考北京大学，但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扭转了国家命运，他的个人际遇也就此转向。他离开北京，前往湖北武昌，成为黄埔军校14期学员，并投入抗战。

在此后的8年里，赵振英随部队转战多地。1944年，他成为少校营长。1945年8月，赵振英所在的部队奉命从湖南芷江飞往南京。不久赵振英接到命令，由他的第一营来负责南京受降仪式的警戒任务。

对于刚刚经历艰苦抗战的军人来说，这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

“我们都是作战部队，平时不穿马靴，但为了显示军威，就临时给我们制作了马靴。”赵振英在3年前的采访中对我们说。

9月9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大礼堂迎来了它历史上最光荣的时刻——中国战区日本受降仪式在此举行。

塔楼上代表胜利的巨幅“V”字格外醒目。从礼堂门口一直到外面的大街上，每隔50米竖着一根旗杆，旗杆上挂着同盟国中、美、英、法、苏的五面国旗。每根旗杆下，都站着一名精神抖擞的中国士兵，他们身着美式军装，头顶钢盔与手着白手套，手持冲锋枪。“士兵的枪我们都要检验，不能装上子弹，万一要走火，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故。”

接近9时，五人组成的中方受降人员入场就座。接着，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驻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茂三郎、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7人低头进入会场。

“我记得冈村宁次把手枪交出来了，没让带进会场去，他放到会场外边了。”赵振英说，“7个人坐在那儿就把帽子摘了。”

日本主投降官冈村宁次在投降书写上自己的名字，并从上衣口袋内取出印章，盖于名下。因为紧张，冈村的印章盖歪了，他面露难色，又无可奈何，只得让小林将他签名盖章的降书呈交中方受降代表。

当时，赵振英就站在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代表的后方，他在现场可以自由走动。“因为我要看各岗位的士兵值守情况，确保仪式安全顺利进行。”他说。

如今，南京受降已经过去了69年，赵振英也从一名年轻的军官变成了耄耋老人，记忆也逐渐衰退。但他不忘告诉后人珍爱和平，他说，战争不能解决问题。打完仗，还是会有仇恨在这里边，最好是不打仗，一打仗就要死人，死人终究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日本侵略中国，最后还是低头认罪。我看还是和平共处好一点。”

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很幸福，我们国家还是要靠年轻人来创造未来。“你们年轻人首先要自强，自强才不会受外国人的欺负，这是很要紧的。我们不去侵略别人，我们也不希望别人来侵略我们。”

今年7月7日是全面抗战爆发77周年，赵振英作为抗战老战士代表出席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纪念仪式，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的接见。他将这一幕的照片，当作另一个荣耀纪念挂在家里的墙上。(采写：吴济海、李东旭、赵杨、倪元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