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研究专著《战后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述评

　　福建新闻网福州6月1日电  (孙建党    汪敏锋)早期移居海外的华人主要基于经济上的渴望，怀揣致富梦想，背井离乡漂泊异域。但他们仍对中华文化保持深厚的依恋，以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因此，不管遭遇何种艰难险阻，都设法开展华文教育，竭力维系他们的民族文化属性。二战后，海外华侨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大批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成为当地华人。由于政治和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变，当地华文教育日渐式微。有些华人甚至选择了完全“当地化”的道路，放弃接受传统的华文教育。由于缺乏中国文化的熏陶，他们与“故土”关系渐行渐远，其后裔更是对“祖籍国”淡漠，除了拥有几分华人的血脉之外，并无其他华人族群的特性，当然也就与中国缺乏亲近感。海外华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资源，如果华文教育传承断裂，华人文化不断丧失，对本族群的危机是极其严酷的。因此，研究海外华文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海外华人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但绝大部分居住在东南亚国家，而菲律宾的华人众多且是民族中度融合的国家，研究华文教育极具代表性。同东南亚其他国家类似，菲律宾华文教育历经曲折和磨难，最后走向同化融合之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华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在国际政治、文化、外交和教育等领域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汉语热”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升温。东南亚国家已相继解除限制华文教育的禁令，多元文化架构下的华人文化呈显出新的活力。当地不仅许多华裔青年燃起薪传民族文化的热情，而且土著人也出现学习汉语的热潮。华人和土著民族关系越来越融洽，文化彰显出不可替代的“功能”。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外华文教育研究成为语言学的热点，成果也多集中于这一领域。与此相比，当前学术界从历史学视角对海外华文教育的研究则相对缺乏，尤其是结合教育学、政治学、民族学和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对海外华文教育的萌芽、发展、衰落和嬗变的的深层次研究严重不足。

　　福建师范大学姜兴山教授的新著《战后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1945-1976)》(该书入选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世界华侨华人研究文库系列”)一书的出版弥补了这一缺憾，该书结合战后菲律宾所处的国际背景、外交关系、国家和民族政策等，从华文教育的视角来审视战后菲律宾华人社会的变迁，从史学的维度将华人教育和华人社会的演进结合起来，拓宽了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的视野，丰富了菲律宾华文教育内涵。作者在书中强调战后菲律宾华文教育不仅是中华文化传承的发展史，也是华侨华人社会变迁的“晴雨表”，还是研究冷战时期中菲外交关系的一个极好“切入点”。该书论述视角新颖，结构完整、资料详实，叙述详尽，是迄今较为系统论述和全景式研究海外华文教育的前沿成果。

　　全书共六章，作者在书中阐述了战后菲律宾华文教育的演变、恢复和发展、进步与繁荣、“菲化运动”和华校危机、菲华融合进程中的华文教育和结语。全书以“华文教育”为“窗口”，以战后菲律宾的政治和文化生态环境为“背景”，通过“窗口”探视“背景”，又在“背景”中分析“窗口”，在两者的互动中研究华文教育的跌宕起伏和华侨社会的变迁。

　　作者首先追溯了菲律宾独立前华文教育的历史演化，分析了从华人移居菲岛到西班牙、美国殖民统治和日本占领时期的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菲律宾华文教育孕育和成长的“土壤”，即“华侨社会的形成及其发展”。在分析西班牙殖民统治期间华侨“甲必丹”制度的形成，指出殖民者“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手段和方法。但“甲必丹”制度客观上却促进并强化了华人社团的族群意识，并为华侨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华文教育的萌芽创造了条件。而华人社团的创立、华校的创建，侨报的创办不仅是华人族群形成的外在形式，更是华文教育的巨大推力。可以看出，作者努力从政治史维度、索源探因方面，对挖掘海外华文教育客观发展规律的不懈追求。

　　作者进而探讨了战后初期华侨经济的进步、《中菲教育协定》的保障以及台湾利用“美援”对华文教育的扶持等多方有利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菲律宾华文教育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其中，作者深入阐述了菲律宾华文教育发展的台湾因素。由于战后美国对台湾当局在经济、军事、外交等给予支持，台湾当局“试图通过扶植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发展，来获得华人族群对台湾当局的政治认同和向心力，达到影响和控制华侨社会的政治目的”。虽然台湾当局将华文教育作为政治工具使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华侨薪传和弘扬中华文化，培育华社人才起到积极作用。在此，作者从学术角度客观地分析台湾因素的有利作用，体现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也使战后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发展的动因分析显得更客观，更全面，更具说服力。但作者也指出，台湾当局借助菲政府的力量对华社的进步势力打击，这种在海外同室操戈的行为造成了广大华人的迷惘、困惑和纷争。同时，其制定的华文教育过分强调“国家意识”，号召华侨认同“中华民国”为自己的“祖国”，这无疑阻碍了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进程，也为菲极端民族主义者找到了排华的借口。

　　20世纪50年代初，菲政府的“菲化运动”对华人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面对菲政府对华侨经济的排斥和抑制，华侨经济被迫由传统商品流通业转向薄弱的工业制造业。可以说这种经济转型是“菲化运动”倒逼的结果，幸运的是华侨经济“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华侨经济在工业领域再塑辉煌，而经济的改善为华文教育进步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者不仅分析了菲律宾华文教育快速发展的内外有利因素，如商总的诞生，华社的“国语推行运动”，宗亲会奖助金制度的设立等，如果这些是内部微观的有利因素的话，作者还从国际政治大环境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对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影响，认为这极大的增强了菲律宾华人的国家意识，也是菲律宾华文教育进步与繁荣的内在动因。

　　作者还重点分析了“菲化运动”对华文教育的影响。菲律宾独立后的20余年期间，菲化案层出不穷，并成为菲律宾独立后政治、经济与教育上的主题。这种长期的狭隘民族主义偏见无疑对菲律宾的华文教育是一场灾难，给当时的华文教育带来诸多危机。国会关闭侨校，停发华校许可证，众议院无端指责侨校，对华侨学校进行“双督察”、减少华文课程、提高英文课程标准等等，这些都让菲律宾的华文教育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在比较经济菲化案和教育菲化案的基础上，作者认为教育菲化案虽是“菲政府系列菲化案中最迟出笼，却实施最为彻底的菲化案”。可贵的是，作者介绍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对“菲化运动”中华校数量、在校学生人数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和分析，通过客观数据，直观地揭示了“菲化运动”对华文教育的巨大伤害。

　　在以上阐述的基础上，作者将目光转向菲华融合进程中华文教育的转变，并提出了自己深邃的思考。作者结合中国的华侨政策和菲律宾的外交政策，分析了菲律宾华人认同的变化动因。在“菲化运动”期间，菲律宾华侨的文化认同处于“十字路口”，华侨扛着认同中华文化的大旗和菲律宾本土文化抗争，抗争的结果是华侨现实的窘迫和华文教育的日益式微。万隆会议后，一方面中国政府取消“双重国籍”政策，鼓励华侨融入当地社会，另一方面菲政府也推行华侨的同化政策，吸收华侨加入菲律宾国籍，两者的历史契合加速了华侨社会的同化融合进程，促成了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的转变，中华文化和本土文化也走上融合的大道。面对现实，华侨的移民观也有“落叶归根”转变成“落地生根”。华人在携带民族文化因子的前提上融入了当地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作者认为“华文教育也经历了调和与适应，主要还是要理性地面对现实，更好地在菲律宾多元文化中保持中华文化的特质并拥有一席之地”。华菲融合并不意味着华人要抛弃自己固有的中华文化传统，而是要学习和吸收菲律宾的民族文化，并用优秀的中华文化来丰富菲律宾的民族文化使其更加绚烂多彩。

　　最后，作者强调海外华文教育应立足当地，继承中华文化衣钵的同时，积极与本土文化理性融合。文化融合并不意味着本民族文化特性的迷失，要形成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元素的文化形态。中国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精髓，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国际感染力，“润物无声”支持海外华文教育，减少政治渲染，避免造成中国搞文化扩张的疑虑。华人族群在政治上是当地人，在文化上应是当地华人，成为所在国“友华”的推动力。作者还对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发展和中菲关系进行了展望，从国家关系、华人社会、教育菲化案、菲华民族融合以及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变五个维度，对战后菲律宾华文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总的来看，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从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民族学和文化传播学等多视角，对战后菲律宾华文教育进行立体式研究，挖掘菲律宾华文教育嬗变的的深层次原因，是学科交叉研究的优秀成果。同时，从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变分析菲律宾华文教育蜕变，也是一大创新。作者突破传统的宏观描述，采用大量史料数据，结合案例，创新地分析了台湾因素对华文教育的影响，拓宽了华文教育研究的视野，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稍有欠缺的是相关的口述历史材料少了一些，虽有不足但还不失为一本前沿的优秀学术著作。

　　(作者：孙建党系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汪敏锋系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