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日报》2015.5.15：从跨文化交际角度看翻译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译介学创始人谢天振——

从跨文化交际角度看翻译

本报记者树红霞

      “闽派翻译开中国翻译风气之先，把严复和林纾尊崇为中国近代翻译史的开山鼻祖，我想毫不为过。”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译介学创始人谢天振如是评价闽派翻译。

      4月20日，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苍霞学术讲坛请谢天振作《目标始终如一：我的学术道路回顾》的讲座，其间，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 加紧发掘、整理八闽译家译事

      福建被称作是近代中国翻译家的故乡，翻译名家辈出。最早组织翻译团队翻译外文书刊的林则徐，人称“东学西渐第一人”的陈季同，独享“译界之王”美誉、通过“林译小说”影响过众多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的林纾，以《天演论》等译作推动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想前进脚步、以“信、达、雅”影响中国百年译学研究的严复，“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翻译大师林语堂……八闽译家功力非凡，译绩显赫，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八闽的译家中，谢天振最推崇严复和林纾。“严复的翻译观奠定了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最基本的译学理念。他提出的‘信、达、雅’，强调忠实、精准、流畅地传递原文的信息，被奉为中国翻译界的翻译标准。林纾尽管没有提出明确的翻译理念，但他以翻译实践表明，他的翻译更关注目标语的受众，这也是林译之所以能迷倒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大批文化名人的主要原因。”谢天振说，严、林两位前辈的翻译展示了翻译的两个不同的层面，各有其价值，今天的翻译应该把两者融合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合理的翻译思路。

      谢天振认为，福建对八闽翻译名家的研究还不够，多停留在表面的资料整理上，很有必要把严复、林纾等人的译事好好地加以发掘、整理，把精粹部分再重新结集出版。“上世纪80年代，商务印书馆推出10本林译小说，一时洛阳纸贵。可后来就再也没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谢天振建议，福建高校与出版机构联手推出严林译品的精选丛书，这将有助于更形象更直接地展现中国近代翻译史，也有助于人们在此基础上深入展开对八闽译家、译事的研究。

      ◆ 跳出文本局限，不做机械的翻译

      谢天振是国内最早从理论上论证翻译文学归属问题和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学者，近年来，他就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发表的诸多观点，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目前，国内翻译界的翻译理念相对陈旧，还是建立在文学翻译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翻译理念，尚未跳出‘信、达、雅’框框。”谢天振指出：“这在经典文学、社科名著的翻译上无可非议。但现在翻译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即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现在翻译的内容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学文本范畴，多数翻译对象已不再是文学作品，而是非文学作品，即经济、商品、科技、文件等实用文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像做文学翻译那样去翻译是不行的，像商品品牌、电影片名等的翻译，一定要让人能够接受，光考虑到忠实是不行的。”

      不过，“连译带改”的翻译还是不断遭到质疑，最典型的例子当属葛浩文式翻译。

      莫言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译者葛浩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葛浩文翻译莫言作品，伴有相当程度的删节。他在翻译莫言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时，甚至把结尾改成了相反的结局。事实证明，葛浩文的翻译是成功的。然而即便如此，葛式翻译还是引来国内学界和译界的不少非议。

      “我们对翻译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在文本之内、仅仅局限在两种语言转换这个层面，需要更新翻译观念，从更高的立足点来看。因为跳出文本、跳出翻译以后，你才会发现原来发现不了的问题。”谢天振说，不能因为葛浩文的翻译有删节有改动，就认为这个翻译传递的不再是莫言的作品了。之所以人们会有这样的质疑，就是陈旧的翻译观念在作祟，那就是原文至上，对原文必须亦步亦趋，等等。

      谢天振强调说，我们应该看到翻译的本质，就是促成两种不同语言的国家或民族之间的交际。翻译成功与否，应该看它是否促成了有效的跨民族、跨国界、跨语言的交际，假如你交出了一份自认为是优秀的、合格的译本，但它并没有促成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有效交际，这样的翻译就是不成功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同葛浩文的翻译，因为他促成了这个交际。因此，要多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看翻译，就会看到更高层面的翻译所肩负的文化使命，而不是简单地看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谢天振说。

      ◆ 不能把译入和译出当成一回事

      中国以往的翻译活动主要以译入为主，我们关心的都是怎样把国外先进的东西翻译进来，却很少考虑译出，这就导致文化交流的不对等。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了热门话题，这就提出了一个文化外译的新命题。

      “其实文化外译许多国家都在做，但我国做得还不是很成功。”谢天振举例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办过一份专门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学的杂志《中国文学》，有英文版、法文版，但办了半个世纪后办不下去了，因为没有读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推出的《熊猫丛书》也遇到了同样情况。

      问题出在哪里？谢天振说，长期以来我们把译入和译出当成一回事。事实上，两者不能等同。译入有个前提，就是我们对国外先进的东西有内在的需求，希望将其引进来。译出则是我们主动推出去，希望通过翻译让别国了解中国文化，人家不一定有这个需求，所以这时就需要考虑译介方法。但是我们的翻译理念仍然建立在译入活动的基础上，只关注文本层面上的文字转换，而没有注意到译入与译出之间的差异，没有考虑到文本以外的诸多因素（如别国对我们的文学、文化的需求，以及其阅读习惯、审美趣味等）。

      “我们的译出不理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兼具跨文化交流、传媒新技术应用等多方面能力的高端翻译人才的缺乏，尤其是小语种翻译人才更是匮乏。原因何在？因为我们一直错误地把外语人才等同于翻译人才，导致我们很长时期内没有设立专门的翻译教育机构，培养的多是外语人才，而非专门的翻译人才。”谢天振一针见血地指出。

      不过这个问题最近几年正在逐步得到解决，全国已经有近200所高校建立了翻译系，200多所高校建立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点(MTI)，翻译人才的培养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还不是那么理想，因为许多学校并不具备培养专门翻译人才的师资。不过，谢天振仍持乐观态度：“相关体制、学科建立起来后，我们就有希望较快地培养出专业的翻译人才。”